党史、新中国史是由一串串可歌可泣的故事串联成的彪炳史册的成就，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是坚定走稳脚下之路的信心之源。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新中国外交的形式及主要特征范文(精选7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第一篇: 新中国外交的形式及主要特征

　　本文研究的新中国外交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后到1954年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以往有关这一领域研究的共同特点是，侧重于描述新中国外交发展的总画面和影响新中国外交发展的种种内外因素，其不足之处在于一直未能进一步探讨新中国外交的主要特征。如果没有这种探讨，对新中国外交的理解至少不会是完整的，而且肯定无法深入理解后来中国外交的发展。本文的目的就是力图弥补这一不足，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提示新中国外交在其形成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主要特征及其历史含义。

　　（一）“一边倒”与新中国外交的革命性。

　　对新中国外交制定阶段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特别是近来年对中共与苏联和美国的关系分别进行的深入探讨，丰富和加深了对新中国外交起源的解释。。有关的研究表明，中共中央大致从1948年底开始考虑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此后在大约三个月的时间，新中国外交的主要原则便确定下来了。按提出的顺序，这些原则包括对帝国主义“不承认”和站在苏联阵营一边（后一被简称为“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等。2从产生的指导思想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看，这三项原则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革命性。这里所谓的“革命性”是指它们是在中国革命运动的理论思想指导指导下产生的，同革命运动后期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有密切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边倒”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

　　在1949年1月上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领导人讨论了与对外政策有关的问题。从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看，这些讨论并不很充分，通过讨论初步确定了对帝国主义国家不急于承认和先与苏联等国建交通商的大原则。会议后发布的《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主要体现了针对帝国主义的“不承认”原则，并对相关的具体问题作出了不少规定。

　　1月政治局会议结束后不久，中共领导人在西柏坡接待了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这次会晤促使中共中央最终决定建国后与苏联结盟。在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发言中，毛泽东宣布“我们与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此点”。与此同时他发展了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承认”原则，即“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新中国的外交布局从此基本确定下来。

　　4月1日，毛泽东在与张治中的谈话中，针对后者提出的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的主张，首次使用了类似“一边倒”的说法，即“当今之世，非杨即墨，不是倒向苏联一边，便是倒向美国一边”。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用驳论的方式重申了他与张治中谈话中阐述的主要观点，其中首次提到了“一边倒”的概念。此时刘少奇已经踏上了访问莫斯科的旅程，他此次访苏基本上奠定了新中国与苏联建立战略联盟的基础。

　　从“一边倒”概念提出的过程看，它被赋予了双重含义，即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方针和新中国发展战略的形象概括。首先，从毛泽东最初提出“一边倒”概念的针对性看，是要回答在一个被认为是分裂成两大阵营的世界政治格局中，新中国将站台在哪一边的问题。在这个层次上，“一边倒”是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方针，也是对未来新中国外交格局的形象的总概括，与苏联结盟和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承认”都是这一大格局中的具体政策。近年来有关的研究成果详尽地提示了从1948年末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共处理对苏对美关系的复杂过程，这里所要强调的是主导这一过程的发展方向的指导思想及其本质特点。

　　“一边倒”方针是一场持续了20多年的革命运动在即将取得胜利的阶段的产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作为制订这项政策的主角，是从革命者的角度、或者说主要是从革命者的角度，根据中国革命的理念和经验，认识世界和未来新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的。脱离开他们对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政治的关系的理解，既无法深入解释“一边倒”方针的形成，也不能解释后来新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内在限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是在中国旧式的民族民主革命屡遭失败后、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之下兴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俄国十月胜利造成的国际局势大变动，是这场革命运动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国际背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的理论、十月革命的胜利，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以及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经历和处境，几乎从一开始就铸造了中共对国际事务、中国革命与世界的关系等重大问题的认识框架，即“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企图协同宰割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所以中国革命运动“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劳苦群众要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只有走这条唯一的道路”。后来的历史证明，中共建党时期形成的这种认识一直深刻地影响着党在各个时期的战略和策略。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时期，中共中央曾经提出，应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主张中国与英美法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但是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共领导人对国际政治力量的基本分析和所持的立场并没有动摇。1940年1月，在德国入侵波兰后苏联与美英法等关系严重恶化和国共斗争尖锐化的背景下，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再次强调，中国革命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当今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英雄好汉们”要么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要么站在苏联领导的世界革命战线方面，“二者必居其一，其他道路是没有的”。毛泽东这时提出这一论断表明，一旦苏联与西方国家转向对立，中共领导人作出的选择必定是站在苏联一边，并在国内斗争中采取比较激进的革命政策。

　　1941年末苏联与美英结成反法西斯同盟，导致中共领导人修正了关于国际上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势力”不可调和的观点。他们认为美英苏结盟导致了一种“世界新秩序”，在“世界新秩序”中，重大的国际问题必须以美英苏“为首的协议来解决”，各国内部的问题也“必须按照民主原则来解决”。在美英苏合作的大格局影响下，国民党不敢大举反共，中共也不宜进行激进的社会革命，“整个国际局势战后一时期仍是民主派各界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民主共和国局面，中国更必须经过民主共和国才能进入社会主义”。自1942年夏季到抗战结束，中共中央的内外政策曾几经变化，但不论其调整幅度有多大，从未超出过这个基本框架。

　　战后初期，中共领导人已经注意到美苏两国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明显，不过并不认为它们合作或相互妥协的局面会很快结束。毛泽东决定亲赴重庆谈判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相信全世界“都进入了和平建设的阶段”，“苏、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美国不公开帮助蒋介石，决定苏联也不能公开帮助我们”。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只能走法国式的道路，建立“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尽管重庆谈判的实际成果相当有限，毛泽东回到延安后仍然重申，美苏在“许多国际事务上，还是会妥协的”，中国局势再有半年的动荡，“和平建设阶段”终将到来。

　　重庆谈判结束后不久，国共在华北爆发了军事冲突，中共在得到苏联支持的情况下开始实施争取东北的战略。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共领导人对美苏关系的认识和他们的革命战略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共中央当时的方针是在向和平时期过渡的半年中，争取奠定华北和东北自治的基础。14随着苏联调整在东北的政策、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和国共谈判出现转机，中共中央即宣布“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国共达成政协协议后，毛泽东发表谈话说，实现和平民主的最初推动力来自国际上美苏妥协的大趋势。事实表明，中共中央曾经是准备执行已经达成的协议的。

　　全面内战爆发和国际上美苏冷战的发生，促使中共领导人开始修改1942年夏季以来的基本看法，“中间地带”思想的提出便是重要的标志。“中间地带”思想无疑具有丰富的内涵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包含的重要观点之一便是美苏之间的争斗并不能决定性地影响中国的局势。不过它是当时中共领导人的认识处于过渡状态的产物，而且这一过渡阶段是相当短暂的。1947年9月，欧洲几国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并发表宣言称，世界已经形成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反帝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虽然报告中并没有提及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中共中央仍然毫不犹豫地表示接受“两大阵营”理论，并宣布站在苏联阵营一边。

　　大约是从1948年春季开始，中共领导人表明了加强与苏联关系的迫切愿望，同时在党内加紧进行政治和思想准备。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破裂后，中共中央即表示坚决支持苏联的政策，尽管毛泽东本人曾经在党内表示过对铁托的佩服和赞赏。四个月后，刘少奇在他的文章中干脆提出，在当今的时代“中立”是不可能的，是否联合苏联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是一个民族“走向进步或走向倒退的界限”。中共领导人的上述表态既是出于密切与苏联关系的战略考虑，也是他们认同“两大阵营”理论的必然结果。

　　历史的进程表明，当中共领导人开始考虑为新中国制订对外政策时，他们对世界政治形势及其发展方向，已经有了相当深入和固定的认识，即美苏“两大集团的冲突，是根本的冲突，两大集团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边倒”方针的形成的确反映了中共领导人对当时世界政治力量的分析和发展趋势的总的看法。一如前述，这种看法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是他们根据革命理论和长期领导革命运动的经验观察世界的结果，冷战初期的国际环境只不过使之强化而已。另一方面“一边倒”方针的形成也说明，中国领导人在考虑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是以认识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的关系为出发点的。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指出的，中国革命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两件事”，其中之一便是联合苏联阵营和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因此可以说，具有强烈的革命性是“一边倒”方针的突出特征。

　　“一边倒”的另一层含义正如章百家曾经指出的，它是被“作为一项总揽全局的大政方针”提出来的。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一边倒”同与张治中谈话时的针对性有所不同，他要回答是比外交战略更广泛的问题，即主要是要阐明新中国的发展道路。合乎逻辑的推论是，在毛泽东这时的思考中，新中国的外交战略同新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新中国外交战略的确立是同中共领导人决心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和走社会主义道路互为因果的。

　　近年来国内研究界已经开始探讨中共领导人在争取与苏联结盟的过程中，是如何不断地调整其国内的大政方针的。新公布的档案也表明，在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和刘少奇访问莫斯科的过程中，中共领导人都将相当多的精力用于与苏联方面协调中国国内的方针政策上。特别是刘少奇在访苏期间，将主要精力用于与苏联协调中国的国内政策和学习苏联建国和经济建设的经验。他回国时不仅带回了一批苏联专家，而且带回了完整的苏联政权与经济建设的模式。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中央与苏联在中共的国内政策上不能协调，要苏联接受新中国成为其盟友是相当困难的。进一步说，在世界上已经形成两大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背景下，中共的国内政策与对外政策高度协调的最终结果是，新中国一诞生便跨入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

　　指出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只有认识“一边倒”与新中国建国方略的关系，才能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调整的限度和难度。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国内政策的重大调整，即使国际形势发生变动，要改变新中国外交的格局也是非常困难的。

　　“一边倒”包含着与苏联结盟和对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两个方面，而后一个方面同样展示了处于形成期的新中国外交的革命性。中共中央在决定成为苏联“盟友”的同时，也确定了对西方国家的“不承认”原则，即在当前和建国后一个时期里，不急于解决与美英等国建交，以便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影响。中共党史研究的权威部门出版的论著证明，中共中央原准备新中国成立后用5、6年的时间来“打扫干净屋子”，然后再考虑与美英等建交。

　　中共中央的决定产生于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是为了彻底结束百年来屈辱的外交，这也是中国革命的必然追求。中共领导人从开始考虑新中国外交之日起便提出，“总的观念是百年压迫现在站起来，……应有这样的气概”。具体到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是打倒它，不是承认它”。在他们看来，惟其如此才能彻底摆脱以往屈辱外交的束缚，在世界上确立新中国的平等地位。

　　第二是防止美国干涉和破坏中国革命的进程。相比较而言这一原因的影响更直接、更突出。一些论著已经指出，中共领导人在1948年11月间曾经考虑过与美英等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但是他们很快便抛弃了幻想。导致事态如此发展的直接原因是中共中央于12月初接到一份秘密报告，该报告记录一位美国记者声称，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就是如何在新中国政权中“造成一有效的反对派”，这也是美国承认新中国的条件。毛泽东对此作出强烈的反应，粉碎美国的此类阴谋成为他此后一段时间里极为关注的问题。

　　中共领导人反应如此强烈同他们的基本认识是分不开的，即美国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革命的敌人和最危险的外部威胁。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帝国主义国家对革命国家一定要干涉”是客观规律，当革命战争从根本上威胁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时，它们就会“完全公开地”站在反革命一边进行干涉。实际上中共中央一直在准备应付几乎可以设想出来的美国各种形式的干涉，“从内部破坏”则被认为是美国当时采取的主要干涉形式，其目的是要分裂革命阵营或使革命“带上温和的色彩”。如果说黄华与司徒雷登的接触对中共领导人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他们更加断定美国人居心叵测。根据辛亥革命和大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如果不粉碎美国的此类阴谋，中国革命将重蹈失败的覆辙。

　　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了《美中关系白皮书》，它立即受到中共的严厉批判。毛泽东连续发表的五篇评论文章表明，围绕新中国发展道路展开的干涉与反干涉的矛盾，被中共领导人确定为新中国与美国对抗的主要内容。中共中央对中美在华势力与影响等等措施均表明，即使没有朝鲜战争，中美关系的调整也是相当困难的，很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总而言之，“一边倒”方针从本质上说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产物，它一经形成即赋予新中国外交一种强烈的革命性，这种革命性既定了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格局，也在某些方面塑造了新中国的外交思想和行为。

第二篇: 新中国外交的形式及主要特征

　　独立自主.

　　坚持把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真正的不结盟,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维护和平.

　　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正确处理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国与国之间存在的分歧与争端

第三篇: 新中国外交的形式及主要特征

　　先是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两个大国领导人在相隔不到一周的时间里访华，紧接着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先后出访周边国家，并出席多边会议。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外交“既迎进来又走出去”，掀起一波高潮，密集的外事安排让很多长年跑外事口的媒体记者都感到有些吃不消。

　　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被写入最新版的党章。就外交层面而言，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就是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部长王毅在十九大中央国家机关代表团开放日讨论时发言称，这句话高度凝练了新时代中国外交追求的总目标，也向世界公开亮明了我们希望与各国共同努力的大方向。

　　在这种新时代的背景下，中国外交在十九大之后的开局就呈现出很多为外界所关注的新意。虽然有巧合的因素，但是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在同一时间段分别在国外出访的情形，自中共十八大以来还是头一次发生，并引起了外界的关注。此外，另一个也被视为“破例”的现象是，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美国总统成为首个到访的外国元首。

　　日渐清晰的目标和路径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当天，11月10日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几乎和特朗普所乘坐的“空军一号”同步抵达越南岘港。习近平此行除了在越南岘港出席APEC（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外，随后还对越南、老挝进行国事访问。

　　11月10日下午的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最先登台的特朗普和最后出场的习近平分别所作的主旨演讲成为了当天会场内外最受关注的两场演讲。在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媒体记者已经习惯了在重大国际会议上，作为全球头两号经济体的中美在全球化问题上分别“吹暖风”和“吹冷气”的迥异立场。

　　特朗普在演讲中称，美国已经准备好与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任何国家签署双边协议，但是必须基于“互相尊重和互惠互利”的原则。与此同时，美国“再也不会签署那种束缚手脚、被迫放弃主权并且几乎不可能切实执行的多边协议”。和此前在七国集团（G7）和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上一样，特朗普展现出了自己在全球化上与其他成员截然不同的态度。

　　在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习近平发表了题为《抓住世界经济转型机遇谋求亚太更大发展》的主旨演讲。在约35分钟的时间里，习近平一上来就向与会者阐释了世界经济正面临的深层次转变，并明确指出，“过去数十年，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习近平强调指出，我们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做世界和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之锚。

　　在演讲中，习近平还两次提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分析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时，习近平在演讲中称，“坚持多边主义，谋求共商共建共享，建立紧密伙伴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形势下全球经济治理的必然趋势。”此外，在演讲的最后，习近平介绍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和发展蓝图。他所列举的中国人民将开启的“五个新征程”中，涵盖了不久前写入十九大报告的“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和四年多前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时相比，此番再提“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概念更加清晰，而且路径也已经明确。巧合的是，这两次阐释都发生在“首次出访”中，四年多前是十八大之后习近平以国家主席身份进行的首次出访，而这次是十九大之后中国领导人的首次出访。

　　“‘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路径和目标的关系。”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将上述两者结合在一起，并且写到十九大报告里，是因为自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理念发展和实践发展都是基于这两点。

　　“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在西方萌芽，其背景就是冷战的结束。冷战期间，美苏两大集团对立是国际关系发展的主线。当时，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来自于敌对国家；而随着冷战结束和全球化的兴盛，虽然传统威胁仍然存在，但新出现的威胁更直接危害整个人类社会，比如恐怖主义等。

　　如何面对人类的共同威胁和全球化带来的新问题？自上世纪90年代后，西方产生了很多种类似的“人类共同体”的提法，但直到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进行明确的阐释，这一理念才逐渐变得清晰和完整。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3年3月，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将2012年11月写入中共十八大报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做了明确阐述。

　　四年多后，十九大报告不仅将“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列在一起提出，还对新型国际关系的内涵做出明确界定，就是“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外交部长王毅在十九大期间对此曾予以进一步阐释称，“这三个关键词旨在摈弃传统的以强凌弱的丛林法则，建立在大小国家一律平等这一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之上。”

　　秦亚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过去西方主流的观点认为，世界是竞争性、冲突性、二元对立的，国际政治是零和游戏；各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必然是各自为政，以邻为壑。如果被这种想法支配，那就还是赤裸裸的权力政治，就永远实现不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只有通过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各国才能避免冲突，务实合作，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最终建成“共同体”。

　　在中国前APEC高官王嵎生看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APEC所倡导的‘大家庭精神’也可谓一脉相承。”王嵎生向《中国新闻周刊》进一步解释称，这种“大家庭精神”，也就是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独特的APEC合作方式。它承认多样性，强调自主自愿和协商一致、允许灵活性和渐进性，集体制定奋斗目标，各成员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努力达标。

　　3年前，在北京举行的APEC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作出开启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的历史性决定，批准了《北京路线图》。此次在越南岘港，习近平再次呼吁：“要按照商定的路线图，坚定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在开放中实现亚太新一轮大发展。”最终，APEC第二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发表的宣言中重申致力于全面系统推进并最终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深入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抓住机遇

　　在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习近平同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和越南国会主席阮氏金银等越南领导人分别举行了会谈会见。因需要赶赴菲律宾出席东盟峰会，越南总理阮春福无法在首都河内迎接习近平对越南进行的国事访问，还专程赶到岘港，在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提前同习近平见面。

　　有媒体分析称，中越领导人在此访中重提“同志加兄弟”，强调双方是“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显然是希望借助共同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在以积极姿态处理好历史问题和现实分歧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两国关系。

　　在13日结束对越南的访问后，习近平还前往老挝进行国事访问，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以及老挝总理通伦、国会主席巴妮等分别举行会谈会见。

　　外交部部长助理陈晓东在访问前夕的媒体吹风会上表示，习近平对越南、老挝进行的国事访问，是中共十九大胜利闭幕后，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首次出访，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周边外交的开篇之作，将开启新时代中国特色周边外交的新境界。

　　而在岘港出席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习近平在下榻的酒店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等举行了会见。对于很多媒体记者而言，这几场被视作是着眼于“周边外交”的密集会见，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除了已与中国保持了较长时间的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关系的俄罗斯外，菲律宾、韩国和日本近几年都曾因领土、安全等问题与中国的关系出现过比较大的波动。

　　由于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中国所处的亚太地区战略地位提升，使得中国周边地区成为了世界大国角逐最为激烈的地区之一。十八大以来，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总体布局中的分量有了明显提升。习近平在十八大和十九大以后的首次出访国，也都选择了周边国家。

　　2013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明确将周边外交作为中国外交的优先方向。习近平还在会上首次提出了“亲、诚、惠、容”的新时期中国周边外交理念。一年后，在2014年11月举行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首先强调的也是周边外交，强调要切实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

　　“2013年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和2014年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后，我的感觉是，中央对于外界的战略性规划基本做好了。”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也因此，2014年还被称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元年。

　　在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他还就新形势下不断拓展和深化外交战略布局提出要求，强调了“七个切实”，包括要切实抓好周边外交工作，切实运筹好大国关系，切实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切实推进多边外交，切实加强务实合作，切实落实好正确义利观，切实维护我国海外利益等。

　　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勾勒了中国外交的未来布局，“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报告还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作了更加明确的阐释，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在秦亚青看来，十八大以后，中国外交最重要的变化是整体外交定位清晰了，明确提出要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此外，还全面厘清了重大的外交理念。中国的世界观、秩序观、安全观等，都在一系列文件和讲话中得到了明确。

　　2013年6月，习近平在美国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时，还阐明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十四字方针”：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崔立如认为，伴随着中国和平发展，全球中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造成国际秩序、国际权力结构正重新平衡。中美间的战略竞争越来越强，战略共识越来越少。而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准确命中了中美这一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处于重新平衡过程中的现实需求。

　　崔立如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刚刚结束的特朗普访华上，中国就发挥了比较好的引领作用。崔立如认为，在消极面和积极面之间，中国加重了积极面的筹码，使得这次中美元首对话更多地带有积极的性质。

　　“面对问题，中国外交的理念是会认为机遇和挑战并存，而且机遇总是大于挑战。这个机遇不是摆在那儿的，而是通过人的能动性创造出来的机遇。”秦亚青也认为，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关系从外界非常担心的状态演变成现在这种积极的局面，是因为“中方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海湖庄园会晤的成功举行，就是在困难中创造的机遇”。

　　而且，这些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取得让世人瞩目的成绩，其中也有机遇的因素。世界正需要有更多元的力量来推动前行，中国刚好也发展到了这一步。但发挥能动性，敏锐地抓住这个机遇也至关重要。

　　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韩磊（PaulHaenle）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之所以能在地区和全球舞台上扮演更加积极主动的角色，也是特朗普治下的美国采取“美国优先”的收缩外交政策的结果。

　　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在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上，中国的态度也是非常明确的。这在应对南海局势上体现得最为明显。秦亚青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过去有一段时间，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阐述比较模糊，因为出于当时的形势考虑，需要避开一些矛盾旋涡。现在作为大国，有些矛盾我们已经避不开了。

　　实践的力度会更强

　　在越南岘港出席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智利总统巴切莱特是与习近平举行正式会见的唯一非周边国家领导人。习近平还同巴切莱特一道出席了中智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议定书签字仪式。这是中国同拉美国家首度完成自由贸易协定升级，不仅会为中智务实合作注入新动力，也会在国际范围内起到积极示范作用。

　　而在习近平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发表的《中越联合声明》中，越南明确表示，欢迎并支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并愿同中方落实好业已签署的共建“一带一路”和“两廊一圈”（昆明－老街－河内－海防－广宁”和“南宁－谅山－河内－海防－广宁”经济走廊以及环北部湾经济圈）合作文件。

　　越南在“一带一路”倡议上的态度从早期的以疑虑为主，到近来的积极欢迎和支持，是周边多国尤其是东盟国家几乎都有过的心路历程。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外界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其重要性，也不清楚这个倡议是否能真正“走出去”、形成规模。但到了今年5月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时，29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前来赴会。他们当中有的来自亚欧非大陆这些“一带一路”的沿线区域国家，也有的来自不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拉美国家，而且亚洲、欧洲、非洲、拉美等地区均有代表，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形成了广泛认同。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四年来，中方同有关国家协调政策，包括俄罗斯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东盟提出的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哈萨克斯坦提出的“光明之路”、土耳其提出的“中间走廊”、蒙古提出的“发展之路”、越南提出的“两廊一圈”、英国提出的“英格兰北方经济中心”、波兰提出的“琥珀之路”等。此外，中国同老挝、柬埔寨、缅甸、匈牙利等国的规划对接工作也全面展开。

　　相较于东亚和欧洲的经济获得长足增长，欧亚大陆的中间地带多年来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有不便具名的中国资深外交官曾表示，中国在设计“一带一路”时，确实有一个“大棋局”，就是如何推动欧亚大陆的整体发展，填平长期处于凹陷状态的大陆中间地带，也被为“政策洼地”。

　　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曾在法国《回声报》上撰文称，“一带一路”倡议主张通过大量的公路、铁路、港口、金融、电信等基建计划，填补东亚和欧洲这两大“繁荣极”之间的经济、政治、人文真空，无疑有利于推进发展，也会遏制从中东经外高加索直至中亚的极端伊斯兰主义蔓延势头。

　　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赵厚麟早前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称，随着“一带一路”规划的出炉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外界开始觉得中国不是说说漂亮话而已，而是切切实实地在做工作。

　　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中国经历了从被动应付、一般性参与、主动参与到主导参与的过程。十八大以来，中国先后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主导创建丝路基金、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等，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制度产生了制衡作用，也为新兴国家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中央对于外交的战略性规划基本明确后，接下来就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如何积极有为、一步一步地去实践这些规划。当然，规划本身也会与时俱进地做改进。”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今后五年，中国会主要在实施上下功夫，实践的力度会更强。习近平在国内考察时，曾说过“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在秦亚青看来，这种思路在外交上同样适用。

　　“但我们现在参与的很多全球公共事务就是有优先级的，会有对于自身资源的考量，不会无限投入。不论以后强大到什么地步，这一原则都要坚持。”秦亚青说。

　　十九大报告中，有两个很重要的界定，一是“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二是“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处于初级阶段”就意味着中国承担责任要量力而行，此外，中国现在不断向世界释放的信号就是不称霸。秦亚青认为，这样的信号释放不仅是政策宣示，更重要的是展现关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观。在这个共同体中，不能有任何国家存在称霸意图。如果有国家称霸，那就还是强权政治。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也表示，尽管一些西方人认为中国已经放弃了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的国际战略，但实际上世界上从来没有像今天中国这样"韬光养晦"的大国。从前的大国，在其快速崛起的过程中，大都发展出来了如何扩张甚至如何称霸世界的战略，但今天的中国努力探索的则是如何和平发展，如何为世界和平作贡献。

第四篇: 新中国外交的形式及主要特征

　　广东电大以学校党委副书记梁英同志为团长的赴西欧远程教育考察团共15人（详见附件）于3月19日至4月4日考察了西欧八国。考察团于19至23日重点访问了英国开放大学、伦敦大学和牛津大学，现就这三所大学的考察情况报告如下：

　　一、总体感受

　　英国是国际上举办开放大学最早，开展远程教育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 英国开放大学作为远程高等教育的典范，以其完善而独特的组织管理体制，媒体教学模式、专业课程设置以及学习支持服务体系等，始终领先于国际远程开放大学，成为各国发展远程教育的榜样。

　　伦敦大学早于1858年就成立了校外课程部（University of London External Programme），通过校外课程为未能在一般情况下就读全日制伦大学位的学生提供远程学习，堪称传统的普通高等学校开展远程教育的先驱，其学位及科研工作的质量受到广泛的认可及尊敬，众多的毕业生已在政府、工商界、及世界各行各业的行列中担任具影响力的职务。

　　在伦敦，我们还考察了牛津大学城。参观了牛津大学最古老的学院——建于1263年已有700多年历史的Balliol College，参观了牛津大学的自然科学历史博物馆。领略了牛津大学城优美的风光，感受了牛津大学悠远深厚的学术传统。

　　二、考察状况

　　先说英国开放大学。英国开放大学总部位于伦敦市西北郊区的Milton Keyenes –MK7 6AA，大致在以伦敦城、剑桥和牛津两镇为三角形地区的中央部分。3月22日一早我们于预定的时间到达英国开放大学，在Michael Young Building 一楼，联系人Babette Oliver小姐将我们一行热情迎到三楼会议室，Dominic Newbould (Visitor and Community Relations Manager)先生、Vicky Amos (Business Implementation Director) 小姐、以及Knowledge Media Institute 的 Research Fellow 李博士等就英国开放大学的总体情况、国际推广部（The Open University Worldwide Ltd）的情况及其项目向我们作了比较详细精彩的报告。

　　英国开放大学依据批准的皇家法令于1969年6月正式成立，是一所有权授予学位的独立的自治的大学。1971年开办正式招生，注册第一批大约24000名学生，在册学生达20万人。自开办以来至今共培养出2百多万名学生，其中研究生30多万人。目前，开放大学是全英最大的大学，拥有欧洲最大的商学院，共有6个系部，2个学院，2个研究所，13个地区中心，总部4000多教职员工，在全英共8000多兼职辅导教师（多为博士生和退休教授）。开放大学以其有效的质量保证体系和科研实力仍然跻身全英高校前十名。3月22日这一天，英国的一个教学评估组正好在开放大学进行为期一周的工作，据介绍开放大学的教学质量已跃居全英前五名。

　　Dominic Newbould先生具有教学、研究、商业、出版的丰富经历和背景，他特别强调了开放大学在教学上的开放和创新；强调完善的支持服务和多种多样的行之有效的教学方式，其中特别强调“面对面辅导”的重要性，虽然他们的学生大致每周至少用10—14小时学习课程，而“面对面辅导”只占10%，90%为自学；关心“出校”而不是关心“入校”（Exit Levels More Important Than Entry Levels），与传统的高校对比，强调开放大学虽然在教学方式上不一样，但在研究上是一样的，必须保持高水平的科研水平，如英国开放大学在生命科学探测方面享有国际声誉。为了建立声誉和得到承认，开放大学付出了更多的努力。

　　Dominic Newbould先生还专题介绍了英国开放大学的课程资源建设，创立了课程资源建设的课程组（Course Production Team）模式。课程组模式确保了每门课程资源的高品质出品，成为开放大学的一大特色。高质量的媒体教材是英国开放大学的一大特色，不仅在英国本土深受好评，而且得到国际远程教育界的一致推崇，这与开放大学实行的课程组组织创作模式是分不开的。为确保高质量的媒体教材，英国开放大学可谓不惜重金，一门供学生自主学习的系统性教材大约需投入一千万英镑。完整的课程媒体主要包括：文教材、录音带、录像带、CD—ROM、DVD、网上教材，以及直观实物、实验箱等。课程组成员包括：课程组主席，课程编写人员，出版编辑人员，教育技术专家，媒体设计人员，外聘评估专家，软件设计人员，课程管理者，辅导教师，电视多媒体生产商，图书馆文献支持人员。他们分工明确，职责清楚。其良好的运作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有较好的民主气氛；二是每个成员有最大的自由和责任心；三是成员必须有一定的时间保证；四是有一个具有领导能力的课程组主席。另外，课程组成员具有一定的学术声誉等等。

　　Vicky Amos(Business Implementation Director) 小姐向我们详细地介绍了国际推广部（The Open University Worldwide Ltd）的情况及其项目。国际推广部的主要工作包括下面五个方面：1、帮助世界其它教育机构建立OU的远距离教育中心； 2、颁发OU的证书（学OU的课程，通过OU的考试）；3、更可能的合作是购买使用OU的课程（未必要用英语，当购买版权后可翻译使用）；4、课程评估与认证服务；5、项目策划与指导实施（派出人员指导课程设计）。Vicky Amos(Business Implementation Director) 小姐介绍了OU与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成功合作的经验和需要注意的有关文化背景不同可能引起的问题。OU现在有了专门的人员负责阿拉伯大学的合作项目。OU与北京的一家公司签署协议，作为OU在中国的项目代理。OU很想与中国合作。

　　我们还就多种媒体教学资源、师生比、OU与其它大学学分互认、考试如何监控等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交流。

　　再说伦敦大学校外课程。3月23日访问伦敦大学。伦敦大学校外课程部对我们的到访非常重视，为交流与合作作了精心的准备。首先Gavin Jones (Communications Manager)带我们简单参观了伦敦大学中央事物处大学理事会大楼、图书馆、信息中心等，然后由伦敦大学校外课程部总监John McConnell ，学术部主任Rosemary Cardell ，教务主任James Matheson 带领的共有15人组成的接待团与我校党委副书记梁英带领的15人组成的学习考察团就两校在远程教育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交流和讨论。

　　伦敦大学建立于1836年，位于伦敦市中心，为英国最悠久及最庞大的大学之一，共由18间学院和11间研究所联合组成。若干为专科学院（如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 伦敦卫生及热带药物学院），其它为多学科学院（如Royal Holloway 皇家贺鲁韦，King’s College London 伦敦国王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 伦敦帝国学院）。

　　伦敦大学于1858年成立校外课程（University of London External Programme），通过校外课程为未能在一般情况下就读全日制伦大学位的学生提供远程学习。根据英国[大学章程第66（2）条]“获得学位或其它奖章的攻读生，不论学习的方式、地点，或考试程式，均达到同一的学历。”虽然校外学生的学习经验不一样，伦大并不对授予他们的学位的质量作出区别。所有的毕业生，不论他们在学校内的学院或研究所，或者通过校外课程就读，均可取得伦大相同的学位。伦大的学位及科研工作的质量受到广泛的认可及尊敬，众多的毕业生已在政府、工商界、及世界各行各业的行列中担任具影响力的职务。

　　校外课程部管理大部分伦敦大学提供的远程课程。其职能组成有两个部分：一是管理功能，大部分位于伦敦大学中央事物处大学理事会大楼；二是学术工作，位于各学院及研究所。行政人员和教学人员日常有紧密的联系。校外课程的管理主要包括市场推广及宣传、学生的招收及注册、课程课件的准备及分发、统筹考试、颁布结果、学位审核及发展。学术水平及各学位、各文凭的完善监管则为教师的责任。他们计划学科的结构及内容，拓展课程及编写课件，确定考试命题及阅卷评分，提供个别辅导支持于若干学位课程。同一的教师和学者教学及评核学校内和学校外的学生，以确保教学质量和优秀水平。此相等公平原理为国家大学章程所规定，为伦敦大学所遵守。

　　伦敦大学校外课程学生的背景及经验范围广阔，部分学生中学毕业直接进校，部分为成人学生，或因个人兴趣，或意愿行业进修而就读。年龄、背景、种族皆不成障碍，任何学生只需适合伦敦大学入学的标准，均可注册就读，在规定的有效学习年限3—8年修满规定的学分即可毕业。现时，伦敦大学校外课程学生超过3名，分布在197个国家，最高龄的学生92岁，最年青的17岁，40%为异国居住的不同国籍的人士。远程学习提供很大的灵活性，学生能超越他们居住或工作地点的限制，能选择学习的时间、地点及方式。最近，有一位学生给伦大写信，可以说是总括了一般学生的心声：“通过校外课程学习，就正如接到了我生命旅程的金钥匙。”

　　伦敦大学校外课程提供“本科攻读（Undergraduate Sdudy）的学士学位课程”，“研究生学科（Postgraduate Progrmmes）的硕士学位课程”，“个人及行业发展（Individual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的单科短期进修课程”。很多研究生都来参加一些短期课程班进修，非常受欢迎。除传统远程教育手段外，现在伦大致力于支持在线学习，1997年建立了虚拟学习环境Virtual Learning Environment(VLE),学生通过这环境可以享用伦敦大学图书馆，可以和老师、同学交流，可以享用相关学科专业的学习资源，可以提问并按学校规定能在两天内收到老师或管理员的答复。

　　伦敦大学校外课程学生一般应就近选择伦敦大学的校外教学机构学习，这些教学机构向伦敦大学校外课程学生提供学习支持，并按《伦敦大学教学机构简章》的要求进行建设和开展工作。

　　伦敦大学已通过英国驻中国使领馆尝试在中国的合作项目，如通过香港公开大学介绍教育项目到复旦大学。伦敦大学很希望中国官方学校的学生通过合作、通过学习伦敦大学校外课程能获得伦敦大学的毕业文凭。John McConnell 说他明天（3月24日）将去北京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交流并探讨可能的合作项目。考察团为此也提出了希望伦敦大学在广东广播电视大学设立伦敦大学学习中心的愿望，并就双方建立进一步的合作和交流进行了探讨。

　　三、收获启迪

　　此次短暂的考察，我们对英国开放大学在教育和教学方面的创新、高效的组织管理系统、完善的课程媒体制作系统、以及具有国际声誉的科研水准等方面感受非常深刻，很受启发。英国开放大学向我们展示了他们开放办学的理念：Open as to people (学习对象的开放，向所有愿意学习并且有一定学习能力的人开放)；Open as to places (学习地点的开放，不论学习者何时何地，都可以学习)；Open as to methods (方法、技术的开放，一切有用和有效的方法技术都予采纳)；Open as to ideas (思想观念的开放，吸纳一切先进的思想和理论为已所用)。伦敦大学校外课程为我们提供了在远程教育方面的先进思想、高质量标准、以及严格规范的管理和及时完善的支持服务。所有这些，对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如何更好的开展现代远程教育，把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建设成为高水平的广东开放大学都会有很多有益的启发并产生深远的积极的影响。（执笔：陈显强）

第五篇: 新中国外交的形式及主要特征

　　“一带一路”进行了五年，实际上已经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必须进行高质量的转型和发展，我们需要更加系统、全面地提升研究，进一步把成果实化。

　　“一带一路”建设，简单地从技术和实务方面进行总结，有四个观点进行汇报：

　　第一个就是“一带一路”体现了兼顾国际、国外两个大局的国家治理理念。可以看到，对外层面上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令人瞩目的全球舞台的中心地位。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上也有很多期待，希望中国在经济、技术各个层面提供帮助。“一带一路”建设很好地体现了统筹国内国际，更好运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第二个“一带一路”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和大国外交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带一路”建设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方面不管是理念还是实践中的内容进行一系列的创新，给予完美展示，在周边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多边外交这几个层面都得到了诠释。

　　第三个观点是“一带一路”是中国推动全球化，并参与和改革全球治理体系的一个理念。特别是2016年以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能够提出怎样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什么样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全球化进一步向前迈进，任务很重。

　　第四个观点是“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世界共商共享共建的国际合作倡议，这个倡议首先是对中国自身来说具有首创优势。现在首先的问题就是如何把首创优势、先发优势作为引领优势，其次是跟发展中国家如何进一步巩固团体的问题。发展中国家是世界上主要的群体，把中国的“五大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如何共享给各国，让周边的发展中国家和相关的发展中国家借鉴，也是非常重要的任务。

　　总的来看，“一带一路”体现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推进新时代大国外交中的历史担当。（本文系作者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讨会暨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成立大会上的发言，有删减。）

第六篇: 新中国外交的形式及主要特征

　　摘要：本文通过对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国家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特点的研究，进一步分析和总结国外的主要教育方法和理念，将优秀的理论成果借鉴应用到我国高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教育当中。

　　关键词：国外；核心价值观教育；经验借鉴；启示

　　doi：10.16083/j.cnkl.1671-1580.2016.01.003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6）01-0031-04

　　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世界各国都意识到核心价值观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应当注重对国民特别是青少年的核心价值观教育。为了加强社会成员对本国核心价值观的心理认同感，美国、英国和新加坡等国家根据自身的国情形成了独有的教育特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

　　一、美国新品格教育模式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主张价值中立、尊重个体自由选择的价值澄清理论在美国道德教育领域得到广泛的推崇。然而，价值中立的教育原则过度强调价值观形成中的个体性，忽视了社会文化的作用，导致严重的道德危机问题。为了解决这一困境，美国主张通过学校、家庭和社区在内的力量通过推行新品格教育，对青少年开展深刻的核心价值观教育，以培养青少年良好的道德素养。作为美国道德教育危机的背景下产生的新教育模式，新品格教育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功，有赖于它，美国道德教育水平上升迅速、效果显著。如今，新品格教育已经被公认为是最盛行且最有前瞻性的一种价值观教育模式，美国的新品格教育模式具有以下特点：

　　（一）“社群化”的价值观教育形式

　　美国的新品格教育重视学校、家庭和社区的密切协助与配合，注重整合学校、家庭和社会三者的教育责任，“社群化”的教育形式是其取得成功的关键。传统的价值观教育中，家庭是主要的教育场所，承担大部分的责任。而新品格教育则颠覆传统，强调要培养出拥有良好品德的青少年，家庭、学校和社会都必须通力合作。社会在支持学校的品格教育方面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方面，社区通过经费资助、提供教育实践场地来支持品格教育的实行，帮助学校将品格教育、课程教育与环境教育相结合，在过程中培养学生合作、信任和责任的价值观。另一方面，有很多专家学者、学术协会和教育机构都积极推进品格教育的发展，对培育青少年的核心价值观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二）外显和内隐相结合的价值观教育方法

　　在美国，核心价值观的传递并非采用直接灌输的传统方式，而是通过外显和内隐相结合的教育方法，加强青少年对核心价值观的心理认同。品格教育协会提倡，学校应在通识课程设置和隐性环境的营造中整合核心价值观的认知环境，将价值观融入到专业的课程中和实践中。换而言之，美国价值观教育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来进行：一种是贯穿在课程中的显性价值观教育，以通识教育的形式出现；另一种则是通过学校实践活动进行的隐性价值观教育，包括公民教育活动、爱国教育活动、社区服务等。在美国高校的课程设置中，通识课程内容与社会、人文、自然紧密联系，对青少年良好品格的培养和价值观的塑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除了学校显性课程的教学方式之外，美国高校也非常注重以实践为载体的隐性价值观教育，而政府对各种纪念堂、博物馆不遗余力的建设更是使实践活动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像是国家级历史纪念地、为纪念战争而建立的纪念碑、纪念馆还有各种艺术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构成一种泛德育环境，反映出美国政府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导向，为高校以实践为载体的隐性价值观教育提供丰富的资源和生动的教材，潜移默化地加强青少年对本国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

　　二、英国多元主体进行核心价值观教育

　　作为西方价值观发源地之一的英国，一直都十分重视本国的公民教育特别是核心价值观教育。英国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始于2005年，伦敦地铁大爆炸事件发生后，政府高度重视国民的核心价值观教育，特别对于在英国接受教育但思想并未融入英国主流社会的少数族裔群体。于是英国政府在2002年提出的“公民教育”的基础上，确定了“英国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计划。经过近十年的摸索和实践，英国在青少年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路径方面积累了一定的优秀经验。

　　（一）政府主导青少年核心价值观教育

　　为了消除社会不良隔阂、达成社会思想共识，英国领导人一直不遗余力地强调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和提倡价值观教育，英国教育部则据此坚持推行价值观教育。2006年英国高等教育事务官比尔・拉梅尔强调青少年应该接受英国传统价值观的教育，2007年推行的全国中小学教授英国传统价值观（言论自由、多元文化、尊重法治）教育计划，2013年教育部要求英格兰多所中小学学校加强英国价值观教育、向青少年宣扬核心价值观理念的合理性和社会制度的优越性。2014年“特洛伊木马”事件之后，英国教育大臣戈夫宣布将推行新的规定，要求英国学院和自由学校必须推广包括“守法、民主、平等、自由、尊重和包容不同信仰与宗教”的英国价值观，以避免伯明翰学校发生的穆斯林极端主义事件再次发生。同年，英国首相卡梅伦公开表示对教育大臣戈夫推动英国价值观教育的支持，并在《每日邮报》以署名文章的形式表明态度，进一步将英国价值观具体内容阐释为“崇尚自由、包容他人、担当责任、遵守法治”。2015年，英国政府对加强青少年价值观教育的态度越来越明确和强硬，1月底英国教育大臣尼基・摩根表态，树立英国核心价值观是英国教育的重中之重，应该把传播英国核心价值观这种政治教育，放在与数学、英语教育同等重要的地位上。以上种种迹象表明，英国政府十分重视青少年的核心价值观教育，并且以国家领导人的演讲、工作报告向国民传播价值观，而且由于这些政治精英有着正面的社会形象和较高的社会声望，他们政治主张中所渗透的核心价值观，往往更加容易被国民所接受和认同。

　　（二）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以及大众传媒发挥教育作用

　　随着全球化的扩展和渗透，非政府组织力量日益强大，独立于政府体系之外，具有形式灵活多元、与社会联系紧密的特点，已经成为推动英国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支柱，甚至成为某些领域价值观的倡导者和捍卫者。英国的非政府组织数量多，包括社区民间组织和慈善组织，这些组织以慈善为宗旨，强调社会公益，为社区带来了很多方面的服务。它们自身的自愿精神、服务意识和奉献精神在民众之间传播，在不同领域践行着“博爱、责任、包容”等价值观念，会逐渐内化为民众内心的价值取向，有利于社会道德的形成，对宣传和践行英国核心价值观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作为世界上宗教传统最多元化的国家之一的英国，宗教团体在其价值观教育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宗教教义是西方道德教育的重要基础。随着时代的进步，今天的宗教团体已成为帮助公民形成和谐价值观的重要力量。英国的大学教育中的宗教色彩相对浓厚，开设的宗教课程积极地弘扬真理、诚实、包容等价值观，宗教团体也通过组织活动不断潜移默化地推动核心价值观对青少年的影响和感召。

　　大众传媒强大的文化传递影响力，使其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和地区传播核心价值观的常用方式。因此，欧美国家十分善用大众传媒向公众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引导公民认同和践行国家的核心价值观。英国也不例外，大众媒体作为承载国家精神文化的载体，不仅反映着英国的意识形态和特有的价值观，而且能够有效地引导民众潜移默化地接受价值观，使其养成价值观所倡导的行为习惯和行为方式，是英国核心价值观的维护者。正如制作精良、质量上乘的英剧，通过电视、书籍报刊以及网络等大众媒体，将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对自由的尊重和良好的修养等优秀品质传播给公民。除了对英国主流价值观的具象化展示，英剧还通过科幻的外壳映射种种现实问题，引发国民对人性和现代社会的深刻反思，在思考中提高价值判断的能力，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不论如何，英国的文化影视产业是资本主义主流价值观的一种载体，在某种意义中，反应出英国核心价值观的取向，也在潜移默化中激活国民的理解和认同。

　　三、新加坡共同价值观教育方法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国家，主要宗教信仰包括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等。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背景下，新加坡政府一直致力于在多种族社会中培育和践行共同价值观，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推行共同价值观所带来的精神动力作用。1991年，新加坡政府正式发布《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所倡导的是一种国家、社会、民族、个人间的和谐，这与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追求的精神导向在某种程度上十分相似。

　　（一）以家庭为切入点的感化引导方法

　　新加坡非常重视家庭教育在共同价值观中的作用，因为家庭教育的早期性、全面性、长期性和潜移默化性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无法比拟的。新加坡两任总理都强调过要通过家庭教育向青少年传递共同价值观。在新加坡，社区发展部、青年及体育部联合成立了家庭教育民众委员会，委员会为开展家庭教育提供咨询与建议，旨在培养青少年的共同价值观。该委员会还推行了学校家庭教育计划，简称SFE计划，通过向家长开设课程对家长进行培训以及加强学校和家庭之间的联系。对家庭教育环境的优化起到重要的意义，有助于潜移默化地推行共同价值观的教育。

　　（二）以学校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相结合的传授方法

　　新加坡领导人认为，想要培养青少年良好的道德观，防止西方价值观念的侵蚀，弘扬东方价值观，必须从学校抓起，而且要常抓不懈，才能见效。在新加坡，学校开展共同价值观教育从两个方面推进：

　　1.开设道德教育课程并寓道德教育于各科教学之中

　　新加坡在推行共同价值观的过程中遵循了学生的身心发展和认知发展规律，颁布了详细的思想政治教育大纲，从低年级到高年级、从小学到大学直至走向社会，针对青少年的实际情况灌输不同的内容，注重逐步向深层次推进，遵循了个体道德发展的内在规律。除了通过基本的道德教育课程来进行价值观教育之外，还充分利用其他学科的渗透作用，潜移默化地培育青少年的共同价值观。

　　2.开展丰富的课外辅导活动

　　除了开设道德教育课程和寓道德教育于各科教学之外，新加坡共同价值观的教育也注重课外活动，致力于做到知行合一。为了有效推动共同价值观，新加坡学校普遍开展了五项辅导活动，这些课外辅导活动对于青少年在实践过程中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行为方式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除此之外，还开展了其他社会实践活动，如关怀与分享活动、清洁环境活动、尊老敬贤活动、慈善捐赠活动等等，使青少年将课堂知识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在共同价值观方面做到知行合一。

　　（三）以社会风气为导向的感染熏陶方法

　　1.开展全国运动，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

　　新加坡运用政府的影响力每年都会发起礼貌运动以及类似道德教育运动，以运动的形式为新加坡共同价值观的传播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通过社会风气的营造对青少年进行共同价值观的教育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必要补充，这种通过环境的感染熏陶的间接方式，使共同价值观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被青少年接受和认可，为青少年进一步贯彻践行共同价值观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发展文化产业，加强共同价值观的传递

　　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也成为共同价值观推行的一种导向，新加坡建国数十年重视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把文化作为推行共同价值观的重要基础。2000年政府《文艺复兴城市报告》提出将新加坡建设成世界级文化城市，并加大拨款力度，鼓励和支持举办各种文化创意活动，充分调动和扩大国民参与文化创意活动的积极性和参与面，向国民乃至世界传递新加坡的文化价值和道德价值取向，也为推行共同价值观营造良好的氛围。

　　（四）以法治为保障的约束管制方法

　　新加坡注重法治建设，以法促德，发挥对共同价值观建设的保障作用。共同价值观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是否能被贯彻践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的主观性。因此，新加坡认为，共同价值观的构建和传播，必须有相应的法治作为基础和保障，必须通过立法、制度和执法来强制人们遵守共同的行为规范，形成良好而文明的社会秩序和社会风尚。首先，新加坡体现共同价值观精神的法律深入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国家的政治体制到公共秩序、从民族宗教到商业活动、从城市管理到公民个人生活乃至于国民的言谈举止和衣食住行都有法可依。其次，新加坡关于共同价值观的法律不仅繁多而详细，而且对于违背价值观精神的行为和习惯，惩罚力度强。正因为有完善的法律惩戒一切破坏环境的行为，新加坡一直都是全球最干净的城市之一。由此可见，新加坡政府把很多原本属于道德范畴的行为制度化和法制化，对国民的道德教育和共同价值观建设方面都收到显著的成效。 四、对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启示

　　通过对以上国家推行价值观教育的分析总结，可以看出，虽然每个国家的国情不一样，对国民推行的价值观教育的模式、路径甚至于方法也是不尽相同的，但仍然有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值得我国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过程中参考和借鉴。

　　（一）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引领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进行价值观教育

　　美、英、新加坡三个国家的政府都高度重视本国的核心价值观的宣扬，并且发挥自身的资源和优势去落实国民的价值观教育。与此同时，在这些国家中，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教育并非只是政府或者是学校的责任，而是依靠凝聚多方主体的合力，才可以使核心价值观教育取得最大成效。新阶段，在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过程中，党和政府要给予高度的重视，明确地、周密地谋划，充分调动家庭、学校和社会多方力量，相互配合，齐心协力，增强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效性。

　　（二）拓展多样化的价值观教育途径

　　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到课堂教育、实践教育和网络教育等多种途径中。通过课堂教学向青少年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所在，培养他们的道德意识，加强对国家和社会的全面理解，还要通过社区服务、参观爱国教育基地、慈善捐赠活动等多种活动方式引导青少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实践中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水平。最后还要开辟网络教育的新渠道，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优势，更快地传递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信息，进行交流、沟通和学习，在新的平台上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三）遵循个体道德发展规律，实现青少年价值观教育的连贯性

　　我国在推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过程中应当遵循青少年的身心发展和认知发展的规律，制定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等各个阶段不同的教育任务与目标，保持价值观教育内容的连贯性，从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社会层面和国家层面逐步推进，在保证青少年有一定程度的认知能力接受教育的同时，也避免道德意识的混乱，实现核心价值观的阶段性教育和连贯性教育。

　　（四）积极营造价值观教育的文化环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是社会各个单元、各种组织、各种机构的共同责任，也只有将整个价值观教育活动置于具体的文化环境之中才能培育出与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相适应的人才。我国在加强青少年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过程中必须要积极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呼吁全社会成员共同行动，携手推动核心价值观教育，并在积极、正确的价值观精神导向下，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彰显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丰富内涵。

第七篇: 新中国外交的形式及主要特征

　　本文主要从三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是以麦金德的“大陆心脏”理论为例回顾一下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以及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对欧亚大陆地缘战略地位的描述；第二部分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特点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基于的地缘考量；第三部分就是回答地缘因素、地缘政治的理论在当代还有多少解释力这个问题。

　　1麦金德“大陆心脏”理论以及布热津斯基在书中关于欧亚大陆地缘战略地位的描述

　　首先先来解释一下，选择麦金德“大陆岛”理论的原因，因为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书中的观点，也吸取麦金德“大陆心脏”理论，这样更有连续性。

　　（一）麦金德的“大陆心脏”理论

　　如果说早期的技术发展使得海上运输表现出比陆上运输更大的便捷的话，那么20世纪早期科技的发展使得陆上权力占据了主导地位。铁路，接下来的内燃机，以及现代化高速公路及公路网的建设，使得整个欧洲拥有了进行大规模物资输送的能力。到那个时候，欧亚大陆的内部地区为大陆所包围。麦金德注意到欧亚大陆的河流没有一个是注入世界主要海洋的，北冰洋冰冻了欧亚大陆北部绝大多数海域，以及其海岸线的港口。进而，随着铁路技术的发展，20世纪的中东地区，德国可以十分便利地通过陆路进入，正如19世纪时期英国通过海路进入一样。英国，作为一个小岛国，麦金德称之为已经贬值的遗产的受赠者，严重缺乏自然资源。而主要的欧洲大陆强国都控制着有利的自然和人口资源。麦金德注意到，陆权与海权的竞争构成了历史的永恒主题。海权演进的第一个循环圈随着马其顿帝国对地中海的控制而结束，在接下来的循环中,麦金德注意到陆上强国罗马战胜了海上强国迦太基，随后地中海成为罗马帝国的内海。在古代的这两个循环过程中---马其顿对希腊、罗马对迦太基---陆上强国成功地挑战了海上强国。从技术角度看，曾经有利于海权的技术，到20世纪之后，开始向陆权倾斜。

　　当我们快速地回顾历史的流转时，是否某种感觉到某种恒久的地理关系已然变得清晰？难道不是真的存在着一个处于枢纽地位的欧亚大陆中心地带,无法乘船只抵达,但一直以来却总向马上民族开放的地区？而今天,它已经向铁路和公路网络开放了。这个地域，大体上切合沙皇俄国的领土，占据着“中心的战略地位”，并拥有“无法计算”的充分的资源，（麦金德将这一中枢地域称作大陆心脏），他认为，这一地区被由欧亚大陆边缘的主要大国所构成“内新月”所环绕,这些大国包括：德国、土耳其、印度和中国。而这些地区反过来又为由英国,南部非洲及日本等“外新月”地区所环绕。麦金德提出了其著名的格言：“谁控制了东欧，谁就控制了大陆心脏；谁控制了大陆心脏，谁就控制了整个大陆岛，谁控制了大陆岛，谁就将控制世界。”

　　（二）布热津斯基在书中关于欧亚大陆地缘战略地位的描述

　　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为美国在二十一世纪保持其举足轻重的地位提出了大胆而又可能引起争议的地缘战略设想。布热津斯基中心思想就是美国应在欧亚这块世界上人口最多、自然资源最丰富、经济活动最活跃的大地上行使力量。欧亚大陆西起葡萄牙，东至白令海峡，北起拉普兰南至马来西亚，是一个"大棋盘"。在未来的岁月中美国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将在这个棋盘获得认可和受到挑战。他认为，美国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处理欧、亚和中东的冲突和关系，防止出现任何超级大国对手来威胁美国利益或福祉。

　　本书核心论述的是：欧亚大陆是未来世界舞台的中心。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全球性大国，要确保其首要地位和利益，必须要在欧亚大陆建立一种多元性民主化政治与安全体系，并积极的适当的参与其中。在欧亚大陆的西端，围绕德法建立一个不断扩大的欧盟与北约，并吸引俄参与其中；在欧亚大陆的远东地区，政治上围绕中国，而国际事务上围绕日本建立一种复杂的三角平衡关系，其关键是与中国的关系，日本是作为制衡的力量却不是主要的。欧亚大陆的连接地带，五个新生中亚国家是欧亚大陆的“巴尔干”，恰当的处理这里的关系，是维持欧亚稳定的重要一步。

　　2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特点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基于的地缘考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的外交事业也展现出了新面貌，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格局，正是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特点以及中国领导人关于我国外交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断的指引下，中国才铺开了“一带一路”倡议这张宏伟蓝图。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特点

　　笔者认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特点在《十九大报告》中完美的展现了出来.《十九大报告》是中国历史性的战略性文件。报告不仅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思想，而且对指导和发展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十九大报告》综合和提炼了外交思想是80年代初以来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达到了历史性的新高度。

　　一是强调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宣示了中国崛起采取什么样的道路与战略，有别于传统大国暴力崛起的国际政治模式。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坚持和平发展的过程。和平发展，中国才有了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

　　二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念。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全球治理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且以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式参与，这是新的理念和实践。“共商共建共享”是“一带一路”的基本原则，而“一带一路”是中国全球治理观的实践。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共”字是有重要意义的。独立个人的“自在”离不开整个群体的“共在”。自我存在总是与共同存在相伴相生、共同发展，正如水滴与大海是并在的。尊重个体的“自在”和个体权利，也尊重自我与他者的“共在”和共同权利，“共”字充分体现了“co”这个英文前缀，所有以“co”起始的单词都是共同的事情，比如“合作”。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时代是“co”时代。现在的共享单车与消费习惯都有这种含义。“一带一路”不同于马歇尔计划，首先是要“共商、共建、共享”，而不是某一方的行为。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需要，在共商的基础上才能共建，只有在共享的大背景下才能共同发展，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初衷与核心。国内治理我们也开始用了“共商、共建、共治”，两者的思路是一致的。

　　 三是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同任何一个大国的关系都保持总体稳定，不大起大落，同所有大国的关系都均衡发展，既不同任何一个大国对抗，也不同任何一个大国结盟。在重视现有大国关系的同时，中国还特别重视同发展中大国的合作。一些发展中大国虽然目前还不具备世界大国的实力和地位，但是它们的发展潜力巨大，它们成为世界大国只是时间问题。中国同发展中大国有更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在国际事务中也有更多的共同立场和共同话语。

　　四是在多边外交中着眼于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争取话语权。中国要通过多边外交来推动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改革。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国际体系面临转型，全球治理面临许多新问题新挑战，全球治理体系需要变革。但是，西方大国在全球治理改革上普遍表现出动力不足或能力不够，他们试图继续维系对他们有利但已经尽显弊端的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这正为中国外交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基本取向是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增加代表性和话语权，进而更加公正合理。

　　五是大力开展政党交流合作和公共外交。政党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居核心地位，是国家政策的制定者和民意舆论的引导者，所以，开展政党交流与合作，对促进国与国的关系极为重要。中国共产党同许多国家的各种类型政党都保持着机制性的交往。2017年12月，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创下一个历史性纪录：共有120多个国家近300个政党和政党组织领导人报名参会。这样的交流对相关国家了解中国的大政方针、战略走向，从而形成对中国的理性认知，避免误解偏见是非常有益的。 除了政党外交，中国还重视其他层面的公共外交。“十九大”报告强调加强同“政治组织的交流合作，推进人大、政协、军队、地方、人民团体等的对外交往”，其寓意就是公共外交。

　　 六是“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倡议首先是针对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但是又不仅限于经济，其实施过程和效果都与外交分不开，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外交战略布局的推进，在某种程度上可算是为中国外交战略布局增添了新内容。“一带一路”虽然立足于中国的发展开放以及为之营造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但却有利于沿线国家的发展与和平。在全球治理遭遇困难的当下，“一带一路”无疑为推进全球治理提出了一个充满中国智慧的方案。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可以视为“准全球”的地域实现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无疑将极大地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现在已经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联合国多次在决议中写入“一带一路”倡议。

　　（二）“一带一路”倡议基于的地缘考量

　　当今世界正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发展分化，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边投资贸易规则酝酿深刻调整，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依然严峻。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共建“一带一路”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项目将推动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与耦合，发掘区域内市场的潜力，促进投资和消费，创造需求和就业，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让各国人民相逢相知、互信互敬，共享和谐、安宁、富裕的生活。

　　当前，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高度关联。中国将一以贯之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也是加强和亚欧非及世界各国互利合作的需要，中国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更多责任和义务，为人类和平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这些正是中国基于本国所得地缘环境以及欧亚大陆整体的地缘环境，所做出链接欧亚大陆，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同时，我们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也应该警惕传统地缘政治带来的风险。我们必须要记住，“一带一路”这样巨额的基础设施投资要穿越一系列的古代文明区和宗教信仰区。比如说有伊拉克和叙利亚这样的国家，由于过去10到15年当中发生的一切，以及正在进行的战争。很多人开始避开这些国家，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放弃宗教，比如说在伊拉克这样的国家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练瑜珈，而不是继续恪守伊斯兰教的教条，有去宗教的趋势，但是以宗教之名，宗教极端主义组织，仍然是这种巨大的基础设施的一个地缘政治的风险。“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已经5年了，现在重在落实，重在把“共商共建”的理念转化成实践，而在这个过程中，就更要考虑到一些地缘的因素，根据当地已经相对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设计和谋划，以达到共赢的目的。

　　3地缘因素、地缘政治的理论在当代还有多少解释力

　　首先笔者认为，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已经不能完美的解释当代国际关系的变化，因为传统理论的背后蕴含着国家间利用地缘进行争霸、战争的因素，并且最终总要把国家引向“零和博弈”的边缘。而当今世界全球化趋势势不可挡，只有合作才能实现国家的长久发展与稳定，命运共同体意识越来越强。因此，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只是国家对外决策的考虑因素之一，并没有太多的解释力了。但是，地理因素的重要性，特别是海洋地理位置，笔者认为反而更加重要了。不光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包括俄罗斯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韩国提出的“欧亚倡议”、哈萨克斯坦提出的“光明大道”、蒙古提出的“草原之路”等一系列规划倡议都是基于本国和本地区的地理因素做出的。我国自建国初就十分重视周边外交局势，近年来每年都会召开“中国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都是对地理因素的重视。

　　因此，虽然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和指导国际关系的发展，但是地理因素的重要性没有下降，同时由中国基于地理因素的考量和研判，形成的新的“地缘理论”，做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商共建共赢”的理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合作与对外开放，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在联合国框架下，推动20国集团、金砖国家、博鳌亚洲论坛、上海合作组织来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一系列倡议，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赞同与支持。

　　参考资料

　　【1】《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秦亚青：《十九大报告》与中国外交的新时代.《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8年03期.2018.3。

　　【3】刘建飞：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中的中美关系.《美国研究》。

　　【4】叶成城：重新审视地缘政治学: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05。

第八篇: 新中国外交的形式及主要特征

　　中欧全面投资协议(CAI)若能顺利签订，对中国企业来说，虽有挑战，但是机遇也不小。我一直认为，投资欧洲，我们错过了一个机遇期。期待CAI的签订，能再一次为中国企业带来更好的投资机会。国际化战略考察团欧洲考察报告，是当时过聚荣教授组织的一次企业家欧洲考察学习活动的记录和体会，已经时隔5年了。我在翻文件时看到这份资料，当时写来供考察团内部交流。现在来看，有些判断可能不准确了，但是还是有一些东西值得我们参考。现将与两个国际组织交流的内容及考察过程中的心得体会贴出来，供朋友们交流。

　　在2016年9月28日至2016年10月10日，国际化战略考察团一行47人，在领队过聚荣教授、顾问王志乐教授的带领下，历经荷兰、比利时，法国、瑞士、意大利5国，开展了为期13天的游学考察活动。

　　游学考察期间，考察团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Sinnolabs、雀巢、CIFA等国际性机构和跨国公司进行了参观访问;与索尔维集团高管、巴黎银行创新部门负责人、比利时投资促进局代表、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区区长、SUSTINVEST咨询机构代表、FullStop交流促进机构代表等进行了交流;与此同时，考察团还对法国、意大利的文明起源与历史文化进行了考察。

　　一、与OECD交流的相关情况

　　OECD金融和企业司理事会负责人PierrePoret先生向代表们介绍了OECD推动与中国跨国公司的相关工作情况。Poret先生介绍了《OECD跨国公司行为准则》在全球推广和应用情况。目前，有46个OECD与非OECD政府批准在经济与商业领域开展负责任的商业行为，包括环境、人权、竞争和税收，等等。同时，OECD在矿产供应链中推广负责任的商业行为，强化矿业产业内的企业参与社会责任管理。

　　OECD正在就中国加入反腐败公约问题与中国政府对话，包括沟通反腐败公约的条件与内容。同时，OECD准备在明年(2017年)的G20会议上，以反腐公约作为提案，让20国集团成员国加入这个国际性反腐公约。反腐败公约只在对行贿公职人员进行定罪，当企业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时，要受到相应的制裁。Poret先生指出，中国加入反腐败公约，这对中国跨国公司是有好处的，对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是有利的。同时，企业在加入了反腐公约的国家进行国际投资，就不会进行行贿。

　　OECD还在为推动中国加强国有企业的治理做了大量工作。目前OECD已经出台了《G20/OECD国家国有企业治理准则》。OECD对主权基金提出了圣地亚哥原则，即促进主权财富基金完善治理结构、提高风险管理的能力，促使其不断提高透明度。

　　OECD也与中国的竞争政策制定部门就并购法律调查和执法方面的议题进行交流与合作，旨在提高中国对企业并购审查的透明性。

　　OECD企业关系司的Mr.DanielBlume和Ms.SaraSultan其后就Poret先生所讲的OECD推动矿业企业开展负责任的商业行为和推动国有企业治理工作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说明。

　　二、与UNCTAD交流的主要议题

　　UNCTAD的宗旨是为加速经济的发展而促进国际贸易，特别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制订有关国际贸易和经济发展的原则和政策;推进和开展有关国际贸易和经济发展的协作活动，商订多边贸易协定;协调各国政府和区域性经济集团的有关贸易及发展政策。

　　1.全球直接投资趋势与前景

　　UNCTAD投资与企业司司长詹晓宁先生向代表们介绍了全球直接投资趋势与前景。詹晓宁先生指出，2015年全球直接投资相比2014年增长了38%，主要原因是全球跨国公司之间大量的重组，跨国公司围绕自身的全球价值链、全球产业链、全球生产网络开展重构活动。跨国公司所开展的重组活动，更多是为了达到避税的目的，而没有带来跨国公司在经营中出现结构性的变化。

　　UNCTAD预测，2016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预计将下降到1.5万亿美元至1.6万亿美元，比2015年减少10%～15%。2017年和2018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预计将有所反弹，但仍低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最高水平。2016年外国直接投资下滑主要反映出全球经济脆弱、整体需求持续疲软、部分大宗商品出口国经济增长缓慢，以及部分跨国企业营收暴跌等。企业也没有将现金转化成真正的投资，部分原因是地缘政治、缺乏需求和投资机会，保护主义盛行，但主要还是因为政策环境欠佳。

　　从吸引外资角度，詹司长分析说，中国吸收外资的全球排名从第一名下降到第三位，考虑到香港的外资流入内地，中国实际的全球排名是第二名，仅次于美国。而从吸收外资的存量看，中国在全球位居第四位。2016年到2018年，中国吸引外资有望保持平衡增长，并进一步向高技术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如高端商业服务及研发)集中，结构和质量将有所提高。

　　詹司长还分析了国际投资的机会，他认为，英国将进一步开放市场，其基础设施方面更新将加快，从铁路到公路都会吸引外国资本参与。德国、日本等也都会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这些都将为中国企业开展国际投资创造了机会。

　　值得代表们注意的是，UNCTAD正在推动一项新的国际会计政策报告与标准。即推动公司从单一财务制向财务与可持续性报告转型，要求公司把环境影响与社会影响纳入到会计报告中，并强制性要求企业公开会计报告。

　　2.国际投资政策新动向

　　UNCTAD投资与企业司政策研究部门主管JoachimKarl先生为代表们分享了国际投资政策新动向。Karl先生指出，全球投资政策存在五大趋势，一是各国继续支持投资便利化与自由化;二是对国家安全与基础性产业保护增加，保护主义盛行;三是各国间签订新的投资协定进展缓慢;四是大型区域间的投资协定受到批评;五是投资争端增加，2015年就产生170多个新的争端。

　　在这样的趋势下，全球投资者面临的不确定性与不稳性因素增多，如全球金融危机的余波;反全球化运动，贸易与投资保持主义;欧元危机与英国脱欧;战争与恐怖主义;难民危机;能源领域危机;粮食危机;气候变化对投资影响，等等。

　　但是，全球投资者依然面临着投资机会：一是自由化带来新的投资机会;二是各国家为促进投资提供更加优惠的投资条件;三是便宜的资金与优惠的汇率为投资提供有吸引力的金融条件;四是通过技术升级带来更高的投资回报率;五是新技术革命减少交通、通讯和物流成本。

　　因此，全球投资者在全球投资中要重视风险管理：一是对单个国家的风险进行详细评估;二是在投资前吃透相关规则;三是做好对未来发展的潜在负面影响的预期;四是应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五是投资区域多样化;六是调整投资应对气候变暖;七是适应当地文化;八是通过双边投资协定和个体投资协定保护投资;九是建立争端解决机制;十是用好母国的投资担保和保险。

　　3.企业社会责任管理

　　UNCTAD投资与企业司经济事务官员AnrthonyMiller就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主题和与会代表们进行了交流。Miller先生指出，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中其社会责任的驱动力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投资者;二是政府制定者;三是国内社会。

　　与90年代的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不同，在全球价值链深入发展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具有瀑布效应，即从核心企业会影响到下属子公司、合资企业、特许经营企业及供应链上其它企业。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原则是向公众展示他们的社会责任，特别是一些大企业通过向公众和供应商展示他们的社会责任，他们会把社会责任标准推广到他们的供应商和合作伙伴，从而对整个供应链体系的企业社会责任带来深远的影响。

　　至于如何在供应链中推广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呢?Miller先生认为，首先，要对供应商提出执行责任准则的要求;其次，发展中国家供应商受到客户更多审查;最后，即使是相同的话题，来自客户的问卷调查变化也是非常大的。在供应链上推广社会责任典型的程序包括了：社会责任标准的采纳;自我评估;第三方评审;提升;再评审，这五大程序是一个不断提升的循环过程。

　　当一个公司强调生态环境和法律合规时，首先要有公司政策，即公司员工的行为准则;其次要有合规与风险管理的制度体系;第三要有环境、社会和治理报告。因此，一个企业完整的社会责任管理应该包括，计划、执行、检查和反馈四大步骤。

　　当然，企业社会责任政策趋势在不断变化。当前，从软规则约束向硬性规则约束变化;增强能力建设，不是推卸责任，而是分享责任;在政府间组织标准中调整机制和强化合规;加强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特别是上市公司更应如此;国际投资管理时要引入企业社会责任。

　　4.中国对外投资面临的挑战及建议

　　欧阳先生也分析了中国对外投资在政策层面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挑战之一是，针对中国的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其应对策略是：一是需要客观、理性看待。这与美国60年代投资欧洲、70年代～80年代日本对外投资相似，中国对外投资是一个自然过程。二是与其他国家签订高水平投资协定、安排协调区域及多边措施。三是注重策略，民企、混合所有制务实地走出去。四是企业加强自身能力建设，比如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挑战之二是，如何尽快建立新的国家对外投资战略。其应对策略是：一是要积极促进、保护、引导对外投资，简化监管，完善对外投资服务体制。二是将“内向型”对外投资转变为“外向型”对外投资。三是重视技术导向型投资，特别是对境外技术领先型小企业的投资。对外并购不一定要并购大型企业，可以并购欧洲中小型技术类企业，目前有20多万家中小型技术领先型小企业值得中国企业关注。四是支持企业“走出去”能力建设，帮助他们从“中国企业”成长为“全球公司”。最后，正确认识资金外流、国内产业空心化及投资业绩等问题。

　　同时，欧阳先生提出了中国对外投资来自企业层面的挑战及建议。来自企业层面的挑战：一是对外投资仍为点式投资，尚未形成全球一体化生产经营体系;二是走出去的企业既面临准入前(走出去)的挑战，更面临走进去(准入后)的挑战。因此，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他的建议是：一是要形成长远的、全球性对外投资战略;二是走出去加快企业本土化，融入当地或地区的产业链;三是重视企业社会责任能力建设。

　　三、本次欧洲考察交流的几点体会

　　通过本次欧洲考察交流，本人对经济全球化趋势发展，中国企业发展战略与管理及中国企业开展跨国并购有几点体会。

　　1.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

　　企业全球化发展得益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过去二十多年，经济全球潮流使得全球市场逐渐形成，人才、资本等生产要素得以自由流动，这使得跨国公司可以在全球自由配置资源，打造全球价值链，从而在全球化中不断成长壮大。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对企业全球投资提供了重要的支撑条件，而企业全球投资又进一步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因此，经济全球与企业全球投资两者相互影响。然而，对于企业顺利地开展全球投资，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因此，关注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变化也成为了本次考察的重要内容。

　　在此次考察交流中，UNCTAD的官员针对近年来全球出现的“逆全球化”思潮也谈了他们的看法，他们认为，大量“去全球化”声音的涌现，给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了挑战。比如，去年席卷欧洲的难民潮，成为全球化形势逆转的转折点。现在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反对自由贸易与移民，美国大选和英国决定退欧滋生的政治风险和不确定性列为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迫切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使得经济全球化趋势变得更加曲折，也会给全球企业国际投资带来新的问题。

　　同时，UNCTAD的官员也认为，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并没有中断或中止。虽然目前看到有些国家拒绝了一些国际投资项目，各国保护主义在不断增多，但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依然存在，投资便利化和自由化尽管发展放缓，但是发展趋势依然向好。另外，像UNCTAD、OECD等国际组织也在努力，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

　　根据UNCTAD的官员介绍，UNCTAD正在做以下三个方面工作，以此来推动全球化和自由化：

　　一是承认经济全球化没有惠及所有人，因此需要推动全球经济实现包容性增长及可持续性增长，让经济全球化惠及那些在全球自由化过程中因结构调整而受损和需要帮助的人群。

　　二是就经济全球化议题加强沟通，阐明经济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给各国所带来的好处，比如，全球化与自由贸易将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让人才的国际流动更容易;富国、发展中国家、穷国将在这一进程中统统受益。同时，全球大面积的失业可能是技术进步所导致，而非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结果。事实上，保护主义并不能提升国家的竞争力。

　　三是反对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反对那些以邻为壑的做法，加强多边、双边合作，通过有效运用WTO多边机制和双边的经济沟通机制，推动全球投资与贸易自由化。同时，要发挥好国际组织的作用。比如，通过联合国贸发会议来评估和监督各国对国际投资协议落实情况，通过WTO监督全球贸易协定的落实情况。另外，在反对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时，也要对一些国家正当的和非正当的保护主义加以区别对待。

　　OECD认为国际投资推动全球经济向前发展。随着各国政府开放市场，企业在迎来投资机遇同时，开展负责任的商业行为至关重要。因此，OCED在不遗余力地推动全球跨国公司在全球贸易与投资中开展负责任的商业行为，OECD在1976年制定了《经合组织跨国企业行为准则》，先后更新了五次，始终把在全球开展负责任的商业行为作为核心内容。目前，有46个OECD与非OECD政府批准在经济与商业领域开展负责任的商业行为，包括环境、人权、竞争和税收，等等。当前，OECD在矿产供应链中开展负责任的商业行为就是OECD推动负责任商业行为的样板，其先进的做法可供其他行业的跨国企业学习。

　　2.跨国企业积极行动应对全球经济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挑战

　　我们看到，过去二十多年的经济全球化发展潮流让更多的国家加入了全球化与自由化的大潮中，各国的跨国公司和全球公司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他们成为了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跨国公司和全球公司在参与全球经营活动中，也受到全球经济环境的影响，特别是要不断适应全球投资与贸易规则及监管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各种影响。当然，他们通过积极行动，应对全球经济环境变化，把握住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

　　事实上，在本次国际考察交流过程中，我们了解到，无论是来自UNCTAD的官员，还是来自OECD的官员，他们都谈到了当今跨国公司面临的全球经营环境非常复杂，又具有多变性。既有来自各国政府的多重监管，也有来自各个国际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的监督。既有来自投资者对企业经营行为施加的影响，也有来自社区、供应链、客户对企业经营行为提出的新要求。比如，像OECD这个代表发达国家利益的组织，已经把其《国有企业治理准则》作为提案，在G20会议上获得了通过，他们还将在2017年德国举办的G20会议上，推动他们的《国际反腐公约》提案，这些提案都会对跨国公司在全球经营活动产生重要的影响。又比如，全球的跨国公司中，有10%的投资是来自资产管理公司，这些机构投资者对跨国公司承担的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社会改善有着更多的期许。

　　在此次考察交流中，我们发现，像索尔维、雀巢等跨国公司在近十年中不断调整公司发展策略和理念，积极应对全球经济环境和规则变化所带来的新挑战，也把握住了企业发展的新机遇。

　　比如，索尔维公司为顺应全球大趋势(主要是全球资源约束和日益增强的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包括气候变化等;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与消费行为;全球创新加快，等等)，在2013年把持续投资组合管理工具应用到企业持续发展战略制定中，其雄心是，全集团持续发展业务组合要从2015年全集团33%提升到2025年的50%的目标。索尔维建立了完善的合规管理体系，全集团员工通过诚信合规的行为来实践与承诺，致力成为可持续化学领域的楷模。索尔维的企业责任是索尔维之道的核心内容：在企业内外均以符合集团使命、创新和服务进程的方式行事。索尔维支持其员工，时刻准备引领业界并对其周边社区以及社会的需求做出合乎道德、诚信的回应。

　　又比如，雀巢集团，这家位于瑞士的全球公司，其股权结构、收入来源、公司雇员都高度全球化的全球公司，无时无刻地为大众提供高质量的生活方式，为大众提供着营养与富足的产品。雀巢始终在全球坚持最高的道德标准，通过合规文化来保证企业员工行为符合规范，对产品质量绝不妥协，并把食品安全与合规经营看作企业的生命。从2006年至今，雀巢把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定义为“创造共享价值”。对于雀巢来说，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并不是雀巢的负担，而是像血液一样，融入到公司的每个业务层面，成为企业竞争的核心优势。“创造共享价值”就是雀巢的解决方案，特别着重在水、营养和农业社区发展领域。这些领域是雀巢业务活动的核心，贯穿公司整个价值链。在中国，在“创造共享价值”的理念引导下，雀巢支持乡村发展，培训当地农民，为农民创收，带动8万云南种植咖啡农民实现脱贫致富。

　　3.本次考察给我们的企业发展带来的启示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经济与产业结构正在不断深入调整，企业也在调整中不断转型升级。而在经济全球化趋势还在发展的背景下，我国企业可以扩大视野，放宽眼界，通过制定和推动全球化发展战略来推动企业转型升级。虽然全球化发展中面临着诸多新的挑战，但是依然存在着大量新的机遇，挑战与机遇并存，机遇大于挑战。只要我国企业了解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掌握各国规则的变化，制定长远战略和开展负责任的商业行为，就能在复杂、变化的环境中把握机遇，在全球化中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通过本次考察交流，我们已经了解到，中国企业在全球化发展的机遇依然存在。比如，根据UNCTAD的官员提供的信息，当前欧洲国家面临着基础设施更新等，为中国企业跨国投资提供了机遇，德国、日本的扩大开放也是如此;另外，中国可以并购欧洲中小型技术类企业，目前有20多万家这类企业值得中国企业关注。OECD官员介绍，OECD国家不会歧视主权基金，欢迎治理规范、行为透明的国有企业到OECD国家投资兴业。来自CIFA的企业高管和其它咨询机构的代表对中国企业通过正常的商业行为开展海外投资持欢迎态度，而中联重科与CIFA合作共赢的事例就是很好的例证。

　　通过本次考察交流，对我国企业提升战略、管理能力等来说，有以下启示：

　　一是树立起可持续发展意识。企业无论是制定战略还是在业务开发时，都要有持续发展意识，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融入到企业的血液之中，才有可能成为像雀巢、索尔维这样经历一百多年发展历程依然还表现出强大生命力量的百年老店。

　　二是培养积极有为责任意识。企业在经营发展过程中，不仅仅为股东承担经济责任，还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环境责任、合规责任，通过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才能赢得利益相关方的认可，才能实现企业长久发展，才能成为令人尊重的公司。

　　三是强化企业创新发展意识。无论是雀巢还是索尔维，他们在全球经济放缓、需求疲软的背景下，其业务和利润还能保持持续的增长，其成功的秘诀就在于他们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创新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基因，创新推动了企业的不断成长。

　　四是形成现代科学管理意识。我国企业的管理理念在不断提升，并有了较新的现代管理理念，但是在推动管理的现代化和数字化方面，还应该向索尔维这样的先进公司学习，实现对战略目标、业务发展目标等管理的科学化与数字化。

　　通过本次考察交流，对即将开展跨国并购的企业来说，有以下启示：

　　一是了解全球规则。全球化要学习全球规则，了解全球规则，掌握全球规则的变化趋势，并合规地开展投资经营活动。像本次访问考察的OECD、UNCTAD两个国际组织，都是国际规则的制定者，也是我们了解国际规则的重要渠道。

　　二是拓展国际视野。企业跨国经营需要企业家有国际化视野。企业家的国际化视野就是能够尊重与理解不同文明之间差异，并持有开放与包容的心态，能够与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进行对话和沟通。

　　三是开展负责任的商业行为。企业走出国门发展，必须在海外开展负责任的商业活动，否则合法性存疑。通过开展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才能赢得包括当地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客户、媒体等利益相关方的信任。

　　四是制定合适跨国并购策略。对于将要开展跨国并购的企业来说，无论是并购标的筛选、合作伙伴的选择、尽职调查、股权收购的比例、并购融资安排，还是管理团队的任用、后期的整合、目标企业本土化等方面，都要做全盘的考虑，制定出适合企业自身的跨国并购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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