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乡土中国有感
读乡土中国有感
近日读了费孝通先生所著的《乡土中国》一书，确实是触动很大。书中对当时乡村社会的剖析不仅是深入浅出，对于今日我从小生活成长的乡村，竟然也是多有贴切之处，当真是令我感受深刻。因此，读完这本书我还真的有些零碎的感受可以简单地串联起来。
我认为，乡村社会的种种特点都能由费孝通先生总结出的乡土本色推论而出。就好像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个“乡土本色”便是整本书的不易之本。而这个乡土本色就是——熟人社会。
我们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所以我们的祖祖辈辈，尤其是乡下人特别重视土地。因为，乡下人都是向土地求生存，与土地发生着更为直接的联系。游牧民族尚可以逐水草而居，土耕文明却是离不开土地。
只要靠农业谋生的人扎下根来，他们就不会也没必要离开这片土地了。“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是对乡下人生活的最好写照。于是，当经过了一代代人的生老病死，人口繁衍之后，这有限的空间就会变成所谓的熟人社会。这里“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我们一出生就在叔叔阿姨的眼中长大。随着成长，我们彼此间越来越熟识，甚至不用语言文字便可辨认来者。
就是这种的熟人社会对乡土社会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等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及其他延伸影响。
熟人社会在空间上表现为人口的几乎不流动，时间上则表现为世代繁衍与今昔对话。空间上我们可以理解，毕竟安土重迁。那么时间上如何做到世代间的隔空喊话呢？最重要的桥梁就是经验累积。
我们的祖祖辈辈都与这土地混熟了，我们以后所遇到的问题估计也是不外乎四季更替，庄稼播收。因此，对于先辈们留下来的经验，我们只管照做就是了。当然，必须是正确的能满足后人需要的经验才能留存下来，成为后人当代的行为指南。
这经验累积就叫做传统，而传统本就是文化。乡土社会中的人所做的事，之所以在合乎欲望满足同时又有力于社会生存，就是因为他们做的是文化规定的内容。
但这种不自觉的印合，有它的弊病，那就是如果环境变了，人不能作主动地有计划地适应，只能盲目地经过试验来找到新的方法。如果传统能适应人们的需要，就会使人们主动地去遵循，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礼治秩序。礼治秩序是和法治秩序相对的，它们的不同就在于一个靠外在力量的约束，一个是主动服膺。
所以在乡土社会中，遇到纠纷人们从不愿寻求司法渠道的帮助。礼治秩序下强调克己复礼，内化于心。如果去诉讼，只会让人鄙夷道德败坏罢了。因此，一个无讼的社会便形成了。
但是如果是一个刚入世的小孩子，他还不懂得如此多的规矩，又生性自由不愿学这些规矩怎么办？这就涉及到教化了，通过教化让孩子接受早在之前就被人们所接受的东西，如果不愿接受就强制他接受。
这种强化人们接受教化的权力就是教化权力，既不同于社会冲突中的横暴权力，也不同于社会合作中的同意权力。它是产生于社会继替过程中的强制性却不同于剥削性的“爸爸式权力”。如果社会变迁越慢，发生的新问题越少，那么这种教化权力就会扩大。
于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独裁专权之类的权力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可以说是无为政治了。又总是说长幼之分，年长者一般掌握着对后辈的教化权力，因此倒也可以称作为“长老统治”。
如果社会不够稳定，传统文化不足以解决新问题，那么这种权力就会被削弱。反而是一些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新人做的新尝试，找的新方法更受欢迎一些。因为在已知既有的旧方法失效之后人们不会一直守着它不放，但是新的有效的方法又没有出现，人们就难免恐慌。
从而让一些适应新时势的实验跟尝试流行了起来。这时候就会出现对传统遵守表面下名与实的分离，即是表面依从传统，实际上却在尝试新方法。那些勇于进行变革的“英雄'就会掌握一种可以支配信任他的群众们的权力。这种产生于社会变迁中的权力形式称为“时势权力”。
社会变迁是社会结构性变化，社会继替则只是指社会结构内部的流动。因此，时势权力跟教化权力互为消长。社会结构“静止”时，教化权力占上风；社会结构变迁快于社会继替时，时势权力则占上风。
熟人社会说白了就是血缘与地缘社会的统一。土地由一代代人继承，自然就形成了村落。如果达到饱和点，一部分人不得不背井离乡重垦土地，他们也会像细胞分裂一样，带着老家的血脉扎根生长。
由于乡下工作分工不必细化，大活小活一般家庭夫妻二人就可以胜任，与人协作实在是没有必要或是偶然性的。所以他们的活动范围是有地域上的限制的，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是一个千年谚语，折射出我们对于群体和个人，他人和自我双方关系界限划分的模糊。这是与西方的团体格局很不相同的。
乡土中国中有着很贴切的比喻：“西洋社会有些像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也就是说西洋的社会团体界限分明，所以说西方的社会结构也被称为团体格局。
而我们的乡村社会结构就好像是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被波纹推及就发生了联系。我们自己就是水纹的中心，离中心越远，波纹也就越小，联系也就随之变小，因此这种我们也称差序格局。
在差序格局中，公与私就变成相对性的了。在自我主义之下，我们可能会为了家而牺牲学校，为了学校而牺牲国家。因为在一个小团体之外看，自己这么做就是“公”。西方社会有一个超然的团体就是国家，为了国家力益，上下双方都可牺牲，就是不能牺牲国家利益来成全别种团体的利益。这是乡土社会中所没有的。
这两种格局的差异也决定了，西方争的是“权”，乡土社会则是“攀人情”。毕竟是熟人社会，在差序结构中，一个圈子画下来，街坊邻居都要送鸡蛋庆喜事。大到方圆上百里，小到街坊邻居，只要自己的底蕴够厚，那么这个圈子就越大。差序结构是一个可伸缩的网络，是由私人关系连接起来的。
在私人关系下，这个熟人社会很多时候也就成了“人情社会”。我们彼此间都是熟人，不用将东西都算得这么清楚。之所以这一次馈赠东西不过是为了下一次你换一个更加重的人情，以此类推周而复始。每根线上都附着着私人道德，这就产生了一个特殊主义伦理，道德和法律的效力要看对象和自己的关系。
亲密社群中最怕“算账”，所以说商业是在血缘之外产生的。如果想避免过多人情的叠加以至于压断社会关系，就需要减轻这上面的人情负担。订立契约，由血缘社会向纯粹的地缘社会转变，这既是社会一大进步又是一最大困难。
《西方陆沉沦》中提出了两种文化模式，一种被称作亚普罗式的，一种被称作浮士德式的。亚普罗式文化认定宇宙安排有一个完善的秩序，这个秩序超于人力创造，人只能去接受它，遵守它，维持它；浮士德式文化却把冲突看作存在的基础，没有了阻碍，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
乡土社会便是典型的亚普罗式的，现代社会则是浮士德式的。
在乡土社会这个熟人社会、差序结构中，其实是很反对变动的。他们反对一切可能引起社会变动的因素，比如说情感。情感是一种冲动，会引起一种状态的变化。所以在乡土社会中，感情淡漠是维持稳定的一个重要工具，男女有别的鸿沟也就筑下了。
它要求家庭只能是一个事业组织，夫妻之间的感情是配角，父子之间的单系原则才是主轴。因此，在生活中同性同龄间才会有更多的乐趣；家族中也总是氏族至上，异性为辅的。这与西方“生活堡垒”式的家庭不同，西方家庭是以夫妻为主轴，如果夫妻感情融洽，那么整个家庭的生活都舒适安心。乡土社会的家庭之所以如此，估计也是因为纳入了过多生育和抚养以外的功能了吧。
毕竟，我们没有跟西方一样从事专门某一项职能的团体。我们在生育抚养完孩子之后，家庭的这一社会功能还不算完成，还要从事政治经济等职能。西方家庭则不然，孩子长大后在父母家住，甚至还要交赡养费。这也是团体格局和差序格局的一个差别体现。
家族是乡土社会中的基本社群。前面说过，乡土本色下与他人协作是后起的，不必需的。只有当遇到小家庭难以解决的问题时，人们才会依照血缘为主的差序结构，即亲属原则向自己的家族世人求助。所以说家族是乡土社会绵续的重要保障。
熟人社会下，形成了差序结构，差序结构又影响私人道德，产生所谓“人情社会”。世代经验累积又形成文化与传统，在此基础上确立的社会规范则被称为礼治秩序。在礼治秩序下则催生了重要的教化权力以及与其相消长的时势权力。
所以说，整本的《乡土中国》都是在讲述一个乡土本色的“熟人社会”。即使是今时今日我们看来，也不得不感叹道：“这个乡土的中国，从最基层看去，真是一副‘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乡土人民生活劳作的壮美画面。”
读乡土中国有感
《乡土中国》是当代社会学家费孝通创作的社会学著作，首次出版于1948年，到今天读来已经62年了。全书收录了《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系维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十四篇论文，是由费孝通所讲的“乡村社会学”的课程讲义整理而成。分别从乡村社区、文化传递、家族制度、道德观念、权力结构、社会规范、社会变迁等诸多方面深度解剖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及其本色。
乡土社会的不流动性，社会变迁的缓慢性，使得传统经验在这片土地上更加具有适应性，长者经历了年轻人将要经历的一切，长者的经验是经过自然淘汰后保留下来的，传统可以帮助后来者在这个社会中生存。
当今的社会，迎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可以说现在的社会是变化的社会，人口流动了起来，技术不断创新，国际形势复杂，此时读《乡土中国》，给了我从变化的视角去研读这部著作。
正如作者在1984年10月写的《重刊序言》，“它不是一个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的一些概念......搞清楚我所谓的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工具。”
读乡土中国有感
费孝通先生的这本《乡土中国》在大一时就有所耳闻，当时还向同学借了，但是一直都没看，这次寒假也算是机缘巧合，在整理东西时被我翻了出来，于是便带回家通读了一遍，颇有些体会。
在网上看到很多人对于这本书的评价，知道这本书是费先生先生在上世界四十年代后期，根据其在西南联合大学和云南大学所讲“乡村经济学”一课的内容，整理汇编成册，发表于1948年。此后多次再版，其内容依然没有过时，无论是专家学者，抑或是普通读者，都不吝赞扬，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好了，它已经带给我足够的诱惑，吸引着我对这本小册子发起进攻。我断断续续读了几个星期，总是不断回头去看：先生是怎么论述一个问题的!对于我这样一个来自农村的孩子来说，费先生所描述传统基层的乡土社会与我的生活环境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甚至可以说它将我的生活环境用简单而明了的文字抽象之后，再还给我。原来闲聊中以为是个例或是当做笑话的事情也有其必然性，生活中墨守成规的风俗、惯例也有深刻的成因，最重要的是它让我感受到：学术与生活在我的脑海里第一次这样紧密的联系起来。当我试图将不足百页的小册子整理一下，将它从内在逻辑上梳理一下，才发现原来如此困难，它包含了很多东西，顺着其中一点深入思考下去都可以有很多的收获。除去丛刊序文和后记，一共十三篇短文，总字数不过万余字。下面我将根据自己的阅读体会，谈谈这本书带给我的一些收获。
第一篇《乡土本色》相当于一个概述，为我们简单描述了乡土社会的种种，为我们重新认识了“乡土”的含义，土地将人们限制在一定地域，形成一个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这个社会以基本的村子为单位，村子之间相互隔膜、孤立，村子中的人形成有机团结，进而形成熟人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生存并不困难，只需要严守上代人口口相传的经验。总之，它为我们描述出一个乡土社会的轮廓，也为读者更好的理解在此基础上的差序格局等一系列新的概念奠定基础。第二篇和第三篇《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更像是为乡下人“平反”，逻辑的起点是有人说乡下人愚开始，继而那些人产生这样想法的原因是因为乡下人不识字，然后再追问，为什么乡下人不识字呢，然后论述文字对于乡土社会这样的熟人社会的意义，另一方面从文字作为一种意思传递方式，它的局限性，容易造成意思表示的误解，有时候不能准确全面的传情达意，且与乡土社会的不相符，相比较直接的接触时的语言而讲，实用性相差甚远，甚至连语言也不是最好的传递方式，共同生活经历形成的特殊语言、动作、表情才是更好的方式。在《再论文字下乡》中，又从文字下乡的时间阻隔来说，世代的阻隔仅仅需要口口相传就可以完成，因为不同时代的人在这个向泥土讨生活的社会中，面对的是同样的问题和遭遇，经验无需积累，只需保存，在这样的情景下，文字的用处自然不大。
两篇文章用说理性的文字，成功为乡下人的“愚”辩护，土是一种乡情，与愚昧等贬义词无关，“不识字”只是在一种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中自然形成的。这样一种写法，倒像是苏力式的存在即有理由，为现存的制度和现象辩护。我们也许可以说他没有改革的决心和勇气，但是我们却要重视他们的意见，因为那睿智的语言之下，是对社会改革的慎重，是从理智的思维出发，为我们分析前进路上的一块块挡路石，以及可能出现的障碍。当我们认清楚这样的现实，了解传统的乡土社会对于文字的需求后，才能更好理解作者所言：如果中国的社会的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在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但我认为并非只有等产生了文字需求之后，文字才要下乡，文字提前下乡更好。事实上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也存在着对于文字的需求，只不过需求量比较少罢了，岂不见“立字为据”，岂不见“地契”，从另一角度来讲，乡下人没有机会接受教育，从小就不识字，哪里谈得上对于文字的需求。只有我们提前文字下乡，才可以了解乡下人对文字的需求，逐渐让乡下人的了解文字的优点，让他们有选择。我认为，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只有在可以充分选择的基础上，充分了解每种沟通交流方式的利弊，才可以谈需求。同样的道理，送法下乡也是如此。我们同样可以从农村中小的法律需求出发，培养人们一种利用法律的习惯，比如说在农村土地流转、村干部选举、缴费依据等等，涉及到农民切身利益的事情上着眼进行法制宣传。等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与发展之后，农民对于法律有了更加强烈的需求后，再顺应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下乡宣传。只有这样循序渐进才可达到真正法治社会。不要像现在的普法宣传一样，上去就给人家一叠传单，宣传民法、刑法、婚姻法等国家大法，好像盼着别人家里出现不守规矩、欠钱不还、家庭不和似的，虽然是好心，却让人感觉心里挺别扭，等过不了几天就可以看到这些传单出现在厕所。毕竟中国人目前还有朴素的厌讼心理，习惯于事后才去寻求法律救济。不讲求方法的送法下乡达不到预期效果，并不能否认送法下乡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