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一百年党史党课7篇
建党一百年党史党课篇1
大家都知道，遵义会议是在遵义召开的，它起到了重要作用。事实上，遵义会议是由在遵义召开的会议前后的一系列会议组成的。
一、通道会议
1933年5月，国民党纠集50万兵力向红军中央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由于受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中央革命根据地广大军民虽经浴血奋战，终未能打败敌人的“围剿”，反而丧师失地，形势恶化。1934年5月，中央红军主力决定撤离根据地。红六军团奉中革军委命令于7月下旬退出湘赣根据地西进。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进行战略转移决策的情况下，红六军团奉命西进是带有探路的性质。从江西遂川出发突围西征，进入湘西与红三军(后恢复二军团番号)会合，发动攻势，牵制敌人，策应中央红军(一方面军)长征。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于都与福建的长汀、宁化出发突围长征。
长征初期，中央红军的既定战略方针是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以期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1934年11月中旬，突围的中央红军跨越敌军的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的嘉禾、临武一线。这时，蒋介石真正搞清了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地。对此，蒋介石于1934年11月17日发布《湘水以西地域剿匪计划大纲》，妄图阻止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师。他任命湘军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调动湘军和桂军，在零陵至兴安之间近300里的湘江两岸配置重兵，构筑碉堡，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蒋介石则亲率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及部分湘军在后面追击。此时的蒋介石欲将红军全歼于湘江、潇水之间。
1934年11月20日，白崇禧见红军的一支部队占领了湘南的江华，又向广西恭城奔来，他不愿同红军硬打而消耗实力，就借口兵力不够及防止红军南进广西，在11月21日忽然从兴安、全州、灌阳撤兵，使湘桂军阀联合防守的湘江防线出现一个缺口。湘军何键为求自保，也不尽快派兵南移接防，致使这130里防线无兵防守达七天之久。11月25日，中革军委才下达抢渡湘江的命令。很快控制了界首以北30公里的湘江两岸。这时中革军委纵队也到达了离渡口不到80公里的灌阳以北的桂岩地区。在这十万火急的情况下，中革军委纵队的行军速度非常缓慢，从1934年11月26日至29日，花了整整四天时间才走到湘江岸边。11月29日，湘军和桂军蜂拥而来，向正在渡江的红军发起了进攻。两岸红军为掩护党中央安全过江，与优势的敌军展开了殊死决战。
1934年12月1日，战斗达到白热化程度，敌人发动了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红军将士用鲜血死守渡口，至当日17时，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队终于拼死渡过了湘江。红军虽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央红军和军委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血的事实，宣告了“左”倾军事路线的彻底破产，使广大红军指战员对王明路线的怀疑、不满以及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达到了顶点。
待中央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之后，蒋介石加紧了兵力部署，一方面调集五六倍于中央红军的兵力在通道以北的城步、绥宁、武冈、芷江、会同、靖州一带，部署了一道严密的袋形防线。一方面电令湘、桂、黔地方军阀分兵堵截合围，企图全歼中央红军。
1934年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2月12日，中革军委临时决定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李德、博古认为“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毛泽东同志极力说服博古等主要领导人，建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他说：“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向四川进军，去和四军团会师。”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但李德、博古仍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合原定计划。这次会议虽然通过了毛泽东同志的建议，但由于中央领导层中意见不统一，故未能对战略转移的大方向作出决定。
会后，中革军委于当日19时半下达了“万万火急”的《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的部署》，仍按李德、博古的意见行事，电令一军团之第二师及九军团应向黎平方向前进，“相机进占黎平”。同时寻机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野战军司令部在12月13日《我军进入贵州动作的部署指示》中指出：“我军以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12月14日，野战军司令部给二、六军团的指示重申：“我西方野战军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北上。”要求活动于常德一带的二、六军团，策应中央红军北上。
通道会议研究了军事问题，虽然没有就战略方针的转变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但促进了这个问题的解决，从而为尔后黎平会议决策红军战略计划转变，作了必要的准备。
二、黎平会议
通道会议以后，经过毛泽东同志的努力说服，许多领导者转变了观点，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1934年12月18日，党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参加者有周恩来、博古、毛泽东、陈云、刘少奇、李德等。会议讨论红军的进军路线问题。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同志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与会大多数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
决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决议还指出：“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决议最后说：“为着保证这个战略决定之执行，必须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会议还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黎平会议最后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决策，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终于被党中央采纳，避免了陷入重围的危险，使红军争取了主动。黎平会议是长征以来具有决定意义战略转变的关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重要的准备。
会后，中央军委立即转发了中央政治局的这一新的决定，并要求各军团首长将中央的决定传达到师及梯队首长。为执行新的战略方针，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撤销八军团编入五军团，军委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1934年12月19日，中央军委根据黎平会议的决议作出了《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定的决定》，即将中央红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12月31日，军委纵队到达猴场。为确定红军进入黔北地区以后的行动方针，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日又在猴场召开会议。
黎平会议是以遵义会议为伟大标志的系列会议中的第一次重要会议。具体表现在：
第一，决定中共中央和红军的命运和未来。黎平会议是中共中央从江西中央苏区突围出来之后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在中央全会闭幕后，这是党内最高级别的会议，决定了当时红军长征战略转折的大政方针。因此会议作出的决议、决定等至关重要，决定着中共中央和红军的命运和未来。
第二，否定错误军事路线。黎平会议第一次以中央政治局名义，从形式上否定了博古、李德顽固坚持的已经过时的错误军事路线。
第三，中国革命重新走上正确路线。黎平会议结束了从1931年11月赣南会议以来的三年多时间里，毛泽东同志在中央领导层受排斥的地位，开始形成了中央绝大多数领导人(包括过去反对他的人)，赞同、支持、拥护他的正确主张的局面，从而为遵义会议重新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中国革命重新走上正确道路，对于中国革命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迅速发展壮大，避免中国革命再走弯路，减少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的摸索有重要意义。
第四，坚定了信心。会议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定，虽然因后来的情况变化不能实现，但它提出的前进方向、任务、目的，对于团结全党全军力量，鼓舞斗志，消除失败主义和游击主义的危险倾向，坚定红军革命信念，树立胜利信心具有重要作用。
这次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重大问题的尝试，开创了我党历史上否定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中国革命错误指导的先例，是我党对共产国际从盲从到独立思考的转折点。
三、猴场会议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确定了中央红军向黔北进军的正确战略方针。黎平会议后，毛泽东同志参与最高领导层工作。红军在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按毛泽东同志“避实就虚”的正确主张行动，挥戈西进，所向披靡，连克数城。胜利中，广大指战员逐渐认识到“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给红军带来的危害，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强烈要求尽快结束“左”倾错误领导，让毛泽东同志回到红军的领导地位上来。而掌握红军领导权和指挥权的李德、博古置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决议不顾，仍顽固地坚持北上黔东、再入湘西的计划，提出召开政治局会议重新研究，一路上争吵不休，并散布“到了乌江南岸，红军就该拐弯了，应当沿着打前站的六军团的路线前进”等流言蜚语，企图分散红军主力，沿乌江右岸边打游击边去湘西，实现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他们的行为引起部队思想混乱。毛泽东同志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不解决，将直接影响即将进行的乌江战役。
12月下旬，蒋介石得知红军向乌江南岸前进，急忙改变兵力部署，命湘军陈光中师和赵梦炎旅由黎平进驻剑河，王东原师驻锦屏、江口、沿河一带，章亮基、陶广二师向沅渡疾进，李云杰师向会同疾进;命薛岳兵团吴奇伟纵队四个师、周浑元二个纵队尾追红军至镇远、施秉、黄平、三穗一带;命桂军一个军进驻都匀、榕江、独山一带;令川军廖泽旅入松坎驻扎。同时，令黔军王家烈、犹国才四个师集于平越(今福泉)、马场坪、重安江等地域阻截，六个团防守江北从老君关渡以东至岩门渡以西百余里的十几个渡口，以图阻止红军“赤化黔北”，还沿江烧毁民房和船只，自以为乌江天险“扼险固守，可保无虞”。
面对这一严重局势，李德、博古仍不放弃去湘西的意图，提出要红军“一是不过乌江”在南岸打游击;“二是回头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为此，中共中央在红军到达猴场的当天(1934年12月31日)下午5时左右至1935年1月1日凌晨，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猴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李富春、李德、博古、伍修权(翻译)。
会议通过激烈的争论，再次否定李德等人回头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重申黎平会议决定，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基本结束了“三人团”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初步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枢，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奠定了基础。会后，红军遵照会议决定，把撤离苏区以来的消极避战变为积极作战，主动出击，恢复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光荣传统。红军按照黎平会议决定的“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的方针，强渡乌江天险，攻占了遵义，掀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猴场会议被周总理誉为“伟大转折的前夜”。
以上是遵义会议召开之前的一系列会议，这些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重要基础。
四、遵义会议
(一)智取遵义城
被迫开始历经磨难的征程之初，经过毛泽东同志等人的坚持，中央红军决定放弃与红军二、六军团会合的险棋，挥师进军贵州。在强渡乌江天险进入贵州地盘以后，中央红军面临休整的大问题。红军将领们将夺取遵义作为目标，因为遵义是贵州第二大城市，是黔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理位置重要，易守难攻，非常利于部队安扎和休整。
中央红军发起强渡乌江战斗后，贵州守敌惊恐万分。1935年1月3日，贵州守军第二十五军教导师副师长、江防指挥侯汉佑，将防务交给部下第三旅旅长林秀生，于4日仓皇逃回遵义。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遵义负责乌江全线防务的第二十五军副军长兼教导师师长侯之担已经上了汽车，准备逃往重庆。他将遵义城防任务交给川南边防军第二旅旅长兼城防司令侯之玺。侯之玺虽自知避免不了被消灭的命运，但依然寄希望于川军援兵，让他“绝处逢生”。
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分析了上述情况后，亲自到红一军团第二师布置夺取遵义事宜。考虑到第四团在夺取乌江时吃了很多苦，决定将夺取遵义的任务交给第六团。1月5日晚间，红六团赶到了离遵义只有几十里的团溪镇。第二天拂晓时刻，刘伯承同志赶到了红六团指挥部，立即召集团领导听取汇报，研究攻打遵义的方案。他要求红六团仗要打得好，还要伤亡少，又要节省子弹，要“多用点智慧”。
1月6日，刘伯承同志同红六团向遵义进发。中午时分，侦察员报告说，遵义附近发现敌人的外围据点，大约有一个营兵力。按照刘伯承同志的指示，红六团第一营兵分两路，趁着大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敌军团团包围，并于当日下午3时向敌军发起猛攻。激战不到一小时，就将这股敌人全歼，击毙了敌营长。敌官兵死伤过半，余下的全部被俘。
为了减少部队伤亡，迅速夺取遵义，红六团团长朱水秋和政治委员王集成建议先头分队化装成敌人溃军，智取遵义。刘伯承立即批准了他们的建议。
1月6日晚9时，红六团第一营营长曾宝堂带着第三连和团直属侦察排、司号员等，化装成敌军，由十几个经过教育的俘虏带路，冒雨向遵义进发。其余部队随后跟进，准备诈城不成便实行强攻，迅速夺取遵义。红军先遣部队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急行军，顺利抵达遵义城南门下。这时，城门紧关，敌军的哨兵在城墙上巡逻，悠闲自得。突然间，红军先遣部队故意制造了一种兵荒马乱的气氛，急匆匆地跑到城下，要求迅速打开城门，放部队进去。
在城墙上，巡逻的哨兵被这突如其来的叫喊声惊呆了。过了一会，才气势汹汹地叫喊：“干什么的?”枪栓哗啦啦乱响。
“自己人!”城墙下，俘虏装出一副悲哀的样子说：“我们是外围营的，今天共军包围了，寨子丢了，营长也被打死了，我是一连连长，领着一部分兄弟好歹逃出来了。共军还在追我们，请快点开门，救救我们吧!”
“你们营长叫什么名字?”城墙上的哨兵不太相信，继续询问。那俘虏毫不迟疑都回答上来了，哨兵没有发现什么破绽。过了片刻，城楼上的哨兵射下几道手电光来，认为这些戴大盖帽的确是自己人，这才放下心来。
城门开了，曾宝堂营长率部队迅速冲了进去，割断电话线，俘虏了城楼上的所有哨兵。这时，司号员吹响了冲锋号，主力部队风驰电掣般冲进遵义城。守敌顿时惊恐万状，乱作一团，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被打得丢盔弃甲，弃城而逃。
1935年1月7日凌晨，红军胜利占领贵州重镇遵义城。
(二)遵义会议召开
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失败原因归之于反动力量的强大，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接着，周恩来同志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接着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也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提出的意见。会议最后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
会后，张闻天同志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简称遵义会议决议)。这个决议，在中共中央离开遵义到达云南扎西(今威信)县境后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决议明确指出，博古、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是第五次“围剿”不能粉碎的主要原因。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等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
遵义会议还制定了红军尔后的任务和战略方针。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会后，又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中央红军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决定取消“三人团”，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随后，进一步调整了中央领导机构。1935年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是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召开的，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而是集中地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的航船终于有了一位能驾驭其进程的舵手!这些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屡遭挫折的红军从此有了从失败走向胜利的保证。
五、“鸡鸣三省”会议
1935年2月初，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川、滇、黔交界之地“鸡鸣三省”的庄子。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鸡鸣三省”会议。这次会议研究和决定了三件重大事项：
第一，根据遵义会议精神，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决定由洛甫接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第二，根据敌情变化，对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和行军方向作出调整，部署红军战略转移。
第三，应中央苏区来电请示，讨论和研究了中央苏区今后的行动方针问题。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苏区遭受国民党军队20余万人进攻，敌情比长征前还严重。面对严峻形势，留守的项英先后三次急电中央，要求迅速指示行动方针并“立复”。为此，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在“鸡鸣三省”会议上专题研究了中央苏区问题，明确提出了中央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
“鸡鸣三省”会议是遵义会议与扎西会议之间承前启后的一次重要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延续，讨论和解决了遵义会议已经确定但还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重大问题，特别是政治局常委分工问题，使遵义会议的重大决策得到进一步贯彻。
可以说，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领导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当时并没有担任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职务。但是，事实诚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在重要问题上，大多是毛泽东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在取消博古、李德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指挥后，尽管当时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毛泽东同志却说服了大家，在“鸡鸣三省”会议上坚持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虽然当时毛泽东同志没有最高领导职务的名义，但并不影响他在党和红军一系列重大决策中发挥主导作用，不妨碍党内其他同志对他的领导地位的认同。”
“鸡鸣三省”会议最重要的历史启示在于：我们党要取得胜利，必须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及其核心。“鸡鸣三省”会议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这个会议之后，党的核心意识日渐培育、得到增强。
六、扎西会议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撤出遵义城。2月5日到9日，在称为“鸡鸣三省”的云南威信县水田寨、大河滩、扎西镇，连续召开了三次政治局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和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以及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决定。
七、苟坝会议
扎西会议之后，我们还召开了苟坝会议。1935年2月20日前后，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并取得娄山关战斗胜利。2月28日二次夺取遵义。3月8日，毛泽东和军委纵队进驻苟坝。3月10日红一军团林彪和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张闻天同志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多数人赞同，毛泽东同志坚决表示反对。当天晚上，毛泽东同志又找到周恩来同志进一步解释反对的理由。3月11日早，周恩来同志提议继续开会讨论攻打打鼓新场问题，并和毛泽东同志一起最终说服与会者放弃这一主张，使红军避免了遭受重大损失。
接下来我们再简单看一下两个事件：一个是土城战役，一个是打鼓新场风波。
八、土城战役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分3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向土城方向开进，并于27日全部进抵赤水河以东地区。然而，川军郭勋祺部也尾追而至。行军途中，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共同察看了沿途地形，发现道路两侧均系山谷地带，如果追兵孤军深入，红军便可以利用两边山谷的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合围夹击歼灭该敌。这个时候，军委二局截获了川军潘文华的26日电令，获悉尾追之敌只有郭勋祺部四个团的兵力，跟进潘佐部两个团。毛泽东当即下决心，命令在土城镇以北的红二师继续北上，同先头已抵达旺隆场的红一师相机夺取赤水城;以红三军团三个师，占领土城东北五公里的一个高地，以红五军团两个师占领青杠坡至一碗水一线北面高地，从南北夹击歼灭郭勋祺部;干部团在土城以东两公里处的白马山作预备队，对尾追之敌展开一场“歼灭战”。敌郭勋祺部凭借有利地形拼死顽抗，红军官兵拼死争夺，往复冲杀。战斗异常激烈，交战双方陷入胶着状态，成了一场名副其实的“拉锯战”“消耗战”。
更严重的是，红军从俘虏的番号中发现原来的情报有误，川军不是四个团六千多人，实为六个团万余人，还有后续部队，且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据当年在军委总部任作战参谋的孔石泉同志回忆：“我们在土城那一仗没有打好，因为对敌人估计不足。敌人的发报我们收到了，但把‘旅’翻译成了‘团’，因此估计敌人是两个团的兵力。如果知道是旅就不会打的。以后伤亡很大，不能不走了，是我们自己撤退的，只打了个击溃战。”
“旅”和“团”一字之差的情报失误，让毛泽东同志痛心疾首、刻骨铭心。后来，土城战役调动了干部团参加战斗，朱德到一线指挥，毛泽东亲自动员。干部团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解了土城战役之围。
关于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土城战役的战略意义和对红军四渡赤水的影响，毛泽东同志曾经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土城这一仗，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摆脱了尾敌，改变了被动局面。部队果断地变为轻装，甩掉了包袱(笨重物资)，行动更自由了，更能打运动、游击战了。这又为后来三次渡赤水打胜仗，创造了有利条件。”
九、打鼓新场风波
猴场会议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收回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定权和指挥权，中央红军的每一个军事行动都须经中央政治局召集有20多人参加的中央会议讨论决定。1935年3月4日，根据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的提议，中央红军成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毛泽东任政委。红军撤离遵义、二渡赤水后，前敌指挥部根据敌情作出判断：敌周浑元纵队有由长干山向枫香坝、白腊坎前进之动态。3月9日，军委电令发出“关于迂回攻击长干山之敌”的部署。
3月10日1时，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用一份“万急”电报向军委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前进，消灭驻在西安寨、打鼓新场、三重堰之敌。”朱德同志认为，打鼓新场是黔北首镇，又是通往毕节的要塞，黔军比国民党中央军好打，打开打鼓新场有利于中央红军拓展川滇黔边根据地(中共中央政治局扎西会议决定创建川滇黔边根据地)基础。而毛泽东同志认为不该打。
在要不要向打鼓新场前进攻打黔军的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张闻天决断不下，只好在遵义县第十二下区平安乡苟坝马鬃岭山脚一幢新修民房“新房子”(今遵义市播州区枫香镇苟坝村四合村民组)里召集驻苟坝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部分中革军委局以上首长开会，专题讨论进不进攻打鼓新场问题。与会人员普遍认为：中央红军二战遵义后，战斗打得很顺利，战士们斗志高，求战心切，部队经过休整，可以投入战斗;打鼓新场既是红军战略转移必经之地，也是黔北重镇，地势险要，商贾云集，位于四大场镇之首，如果占领，可以给红军较富足的补给;驻守打鼓新场的王家烈的两个师，是“双枪兵”，战斗力弱。不久前遵义战役的胜利，黔敌已成惊弓之鸟，而我军则是胜利之师，如能乘胜追击，一定可以扩大战果。
毛泽东同志却坚决反对打打鼓新场，理由是：第一，红军经过长途奔袭，特别是遵义战役后，队伍虽然稍稍恢复了元气，但综合力量还比较薄弱，且我军处境孤立，缺少外援;第二，军委二局戴镜元截获了敌方向遵义调动部队的电令，国民党中央军、川军、滇军正从四面八方向遵义、鸭溪、枫香、打鼓新场压来，蒋介石也很看重打鼓新场这个地方，认为它是“共军西窜必经之地”，敌我形势十分严峻，如果贸然攻打，将会与滇军正面对垒，不能打固守之敌，部队受损不值得，应该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最后他作出判断：敌人100多个团的兵力，已对我军摆下南北夹击的阵势，如果此刻急于进攻打鼓新场，红军将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然而，大多数同志还是坚持要攻打打鼓新场。后来，根据党的组织原则，尊重多数同志的意见，民主表决，按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办。结果，会议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议。
当夜，毛泽东同志又反复研究敌我态势，夜不能寐。他焦躁万分，半夜提着马灯，顶着凛冽的寒风，走了四五里崎岖山路，来到周恩来驻地，恳切劝说他晚一点再发布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恰好，凌晨3时50分，军委二局急电周恩来同志：“黔军犹旅由西安退泮水，向打鼓新场推进，滇军鲁旅由黔西火速增援打鼓新场，滇军安旅、龚旅亦进，同时川军和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也在集合”“红军如欲进攻打鼓新场，周敌、川敌有向我侧背夹击之势”。看过电报以后，两人重新考虑了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事宜。随后，毛泽东、周恩来连夜找到朱德，三位红军领导人认真分析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利弊得失后，决定于第二天早上继续开会。
3月11日一大清早，张闻天同志再次主持会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详细分析敌我形势，反复阐述不可进攻打鼓新场的理由，大多数同志表示赞同。经过民主决议，与会人员一致同意放弃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事实证明，军委发出的这个指令是正确的，当红军主力向打鼓新场行动，准备打击黔敌犹禹九部时，在打鼓新场附近，不仅有周浑元和吴奇伟纵队，还有孙渡和郭勋祺纵队，如果红军当时贸然向黔军犹旅进攻，面对的将不是一个纵队，而是蒋介石在黔的大部分兵力——五个纵队。只要红军一发起进攻，就有被敌人合围的危险。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据理力争力排众议以理服众，坚持不打打鼓新场，及时制止了这次错误的军事行动，调回了正向打鼓新场前进的红三、五军团，避免了红军的重大损失。所以，遵义会议是由一系列会议组成的。遵义会议之前有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之后有“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还有两次战役(土城战役打得很惨烈，打鼓新场战役没有打成，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尊重)。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领导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遵义会议是一次具有重大转折作用的会议。
建党一百年党史党课篇2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
大家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学习报告会。此次报告会经市委同意，由市委宣传部主办，旨在组织领导干部共同学习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来的宝贵历程、经验和成果，从中吸取智慧和力量，大力打造五指山热带雨林养生度假旅游城市。
今天我们有幸邀请xxx为大家主讲中共党史(第二卷)。xxx教授是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带头人，硕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毛泽东的生平与思想。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政治学研究》等重要媒体上发表论文近80篇。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xxx教授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
出席今天报告会的有:
市政协主席黄文胜同志
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张棉生同志
市委常委、人武部政委张超定同志
市政府副市长黄桂良同志
以及全市副科级以上干部、市直党政机关单位全体党员
同志们，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90年来，中国共产党经历了革命时期的血与火的考验，领导中国人民走过了波澜壮阔而又艰难曲折的奋斗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业绩;9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领导中国人民不懈奋斗，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9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对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为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揭示了新的方向。
五指山是海南革命时期的红色根据地，拥有着23年红旗不倒的光荣传统，在此，我们重温中国共产党历史，追怀革命先辈的宝贵精神，有利于提高党员自身素质，增强党的凝聚力、吸引力和向心力;有利于传承党的精神遗产，从中借鉴、吸收党的领导和建设的宝贵历史经验;有利于增强党员干部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的自觉性，牢固树立艰苦奋斗的思想，磨练艰苦奋斗的意志，增强党性修养、党员意识和党性观念，永葆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
今天的报告会共有两项议程，下面逐项进行。
第一项议程是由郭根山教授作学习报告，大家掌声欢迎!
同志们，刚才，郭根山教授为我们做了一个精彩的学习报告，郭根山教授的学习报告深入浅出、旁征博引，既富于理论性，又通俗易懂，让我们深受启发，获益非浅，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郭教授的精彩演讲。
下面进行第二项议程:听众提问。请台下各位听众举手示意，踊跃提问。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提问环节到此结束。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对郭根山教授所作的精彩报告表示感谢!
今天的学习报告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散会
建党一百年党史党课篇3
同志们：
现在开会。
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工作是中央的重要部署，***党工委非常重视这次专题教育工作，多次召开了会议进行研究部署。***“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工作已于5月8日全面启动。
今天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请***党工委书记***同志给大家讲党课。
参加今天会议的有***********。
下面，请********同志给大家讲党课，大家欢迎！……………………………………………………………刚才，*******从“******”等方面对****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充分体现了中央、省委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的新精神、新要求，特别是对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和关键动作进行了重点强调。
今天的会议，不仅是一次安排部署，更是一堂生动的党课，主题鲜明、重点突出、内涵丰富、条理清晰、分析透彻，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使大家增强了践行“三严三实”的思想自觉，为下步开展“三严三实”工作指明了方向，对****深入开展专题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下面，我就学习贯彻会议精神强调三点：
一是要迅速传达学习会议精神。会后，要立即召开党委、党组（扩大）会议，原汁原味学习****的重要讲话精神，将讲话精神传达到副科级以上党员干部，组织党员干部围绕“三严三实”的丰富内涵和开展“三严三实”的重大意义认真进行讨论，切实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省委的要求，*****的重要部署和****的讲话精神上来。
二是要带头讲好党课。中央、省委明确要求这次专题教育要以领导干部讲党课开局，今天****带头讲党课，给我们做出了示范和表率，开了个好局。随后党工委其他领导、各部门班子成员要按照“三严三实”办公室关于讲好党课的有关要求，抓紧时间，联系实际，高质量讲好专题党课，重点要讲清楚“三严三实”的重大意义和丰富内涵，讲清楚“不严不实”的具体表现和严重危害，讲清楚落实“三严三实”的实践要求，使党员领导干部讲党课成为统一思想、深化认识、激发自觉的过程，确保***“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工作高点开局，为专题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是要夯实工作责任。各部门、各单位要切实加强对“三严三实”工作的领导，“一把手”要切实担起第一责任人的责任。要将做好“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工作与做好当前改革、发展、稳定等各项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做到两手抓、两不误，以思想作风建设促进改革发展，以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来检验“三严三实”教育的成果。两级专题教育组织协调办公室要采取明察暗访等形式加强督促和指导，确保专题教育工作取得实效。
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散会！
建党一百年党史党课篇4
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把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作为主题教育重要内容，不断增强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和行动自觉。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修好“必修课”，了解党史、新中国史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文件、重要人物，了解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了解中国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我们党98年的奋斗史、新中国70年的发展史，了解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宝贵经验和伟大成就，才能弄清楚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才能弄清楚艰苦卓绝是什么、是怎么来的，才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把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作为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深刻认识我们党先进的政治属性，发扬优良传统，学习宝贵经验，感受伟大成就，强化历史担当，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在国家事业中践行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意识，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提升服务国家全面开放新格局能力，推动基层领域改革开放，防范化解新时代基层面临风险，维护基层稳定安全，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我们党是否坚强有力，既要看全党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更要看每一位党员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坚定的理想信念，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党史、新中国史学习成果转化为提升党性修养、思想境界、道德水平的精神营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不断增强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和行动自觉，以史为鉴，秉承初心开创美好。
建党一百年党史党课篇5
各位朋友：
大家好!
记得1998年，我国长江、松花江流域发生洪灾，数以万计的解放军战士奔赴抗洪救灾第一线，我看到这样一副画面：一排解放军战士站在洪水滔天的大堤旁，面对鲜红的党旗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看到这场景的时候我还是个懵懂无知的少年，并不知道那些誓言意味着什么，然而随着见识的增长，理想信念的树立，那副感人的画面在我脑海中越来越深。
然而2002年那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中，我又看到了相似的画面，白衣天使在党旗下庄严宣誓。一名医护人员在宣誓后说：“我要履行一个医务人员的责任，当病人需要我们的时候，不能畏缩!这是我们不能推卸的责任!”责任，多么凝重的字眼。他们知道这一去可能再也回不来，但他们依然义无返顾!我开始明白，在党旗的宣誓意味着责任，意味着承诺，意味一生的追求。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汶川发生了里氏8.0级强烈地震，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举国震动,世界震惊。地震灾害无情，但在灾难中让我们再一次体会到真情的可贵，体会到万众一心的力量，感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人民那种深切的关怀。许许多多员，上至总书记、总理，下至普通党员，在抗震救灾的第一线，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员的应有涵义，书写了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只要在每一个危急时刻，我们总能感受到隐藏在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力量。这种力量来源于领导人民克服困难的意志和决心。正是这么一股力量，支撑着我们坚定不移的走自己的路，付出几代人的心血，穿越30年的风风雨雨建设起焕然一新的国家，正是这样的力量让我们敢于面对残酷的灾害，在逆境中不舍斗志，跨越一个个障碍。
今天，我们将又一次迎来党的生日，庄严的誓言在耳边回响，我的身心再一次受到了震撼：“我志愿加入中国，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的义务，执行党的决定……”这一刻，我不再仅仅是我自己，我已是几千万党员中的一员!党员不仅仅是一种身份，一种荣誉，更意味着一种责任，一份承诺!现在，我还要将这份承诺传播下去，让她成为更多人心中的追求与梦想!
誓言就是承诺，为了这承诺，我要追求一生;为了这承诺，我将奋斗一生!我要用我一生的追求去实现承诺!
建党一百年党史党课篇6
2017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大闭幕后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前往上海和浙江嘉兴，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宣示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定政治信念。习近平总书记表示“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们回顾历史，既是尊重历史，更是启迪智慧。我们党有着99年的光辉历史，整部党史闪耀着智慧的光芒，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是我们青春成长路上最丰厚的养料，是新时代每一个党员的“圣贤经典”、精神食粮。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马上又到党的生日了，我们有理由重温党的历史，歌颂党的历史，赞美党的历史。因此，今天我想倡议大家一起学党史。
一、为什么要学习党史
(一)党史是理想信念的“粘合剂”
党的历史是一部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而斗争的历史。2017年，湖北云梦县组工干部聂鑫的微党课——《做最优秀的自己》红遍网络和各大主流媒体，其中一组素材深深触动了我：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的各地代表共13人，简单介绍一下他们的基本情况：上海小组的李达(1923年脱党)、李汉俊(1924年脱党)，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1943年牺牲)，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1935年牺牲)，济南小组的王尽美(1925年病逝)、邓恩铭(1931年牺牲)，北京小组的张国焘(1938年叛党)、刘仁静(1930年被党开除)，广州小组的陈公博(1922年脱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1924年脱党)。参加会议的还有武汉小组的包惠僧(1927年脱党，他是在广州与陈独秀商谈工作期间，受陈个人委派参加会议的)。《易经》说：始生之难。如果你了解党的这些历史，就知道我们党创立之初有多艰难。在一段伟大的奋斗历史之初，许多参与者，有的出身名门，有的智力超群，有的是名校高材生，有的资历老、背景深，但他们终究只是过客，在血与火的锤炼中鲜有成功者。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中共一大执行主席张国焘，他在学校的时候常常号称老子天下第一，曾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但他个人野心膨胀，1936年另立“中央”(伪中央)，一步一步，最后叛党，上演了一幕“中共创始人反对中共”的闹剧。目睹这样的开头，恐怕很多人现在看来依旧不敢相信我们党会走出如此宽广的大道。但只要理想信念之星火不灭，总可成燎原之势。仅仅28年的时间，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了政权，赢得了革命的胜利。当初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13个人中，7个人出了问题，4个人牺牲了，最后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2个人凭着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卓越的斗争精神走到了成功的彼岸。这与其说是革命的胜利，不如说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胜利;与其说是毛泽东、董必武的胜利，不如说是那些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定者的胜利。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定不移跟党走，总有一天能到达胜利的彼岸。
(二)党史是志存高远之明镜
“志之所趋，无远弗界，穷山拒海，不能限也;志之所向，无坚不入，锐兵精甲，不能御也”，“功崇唯志，业广唯勤”，我们党能取得今天这样的历史“功”“业”，凭的就是志向高远，勤恳奋斗。习总书记也曾多次谈到个人和民族的志向问题，学习党的历史，就像与许多志存高远的人作师作友，结伴而行，时刻对镜比照，未必能成伟人，但足以“广其志”。我们党的领袖毛主席，少年时期曾赋诗——“只喝井中水，永远养不长”，表达了希望到更广阔的天地中学习锻炼的志向;青年时期更表现出与众不同，志向高远。1910年，辛亥革命前夜，他曾写下《改西乡隆盛诗赠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字里行间透露着好男儿志在四方的高远志气，激励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奋斗青年。阅读许多革命先辈的一生，志存高远是很不容易的，志向往往与磨难相伴随，志存高远还需要志向坚定。毛主席选择革命道路以后，为了革命牺牲了6位亲人。阅读毛主席风雨沉浮五十年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因为党内斗争备受打击和磨难而不动摇志向的故事数不胜数：在古田会议时，前敌委员会的多数成员因为与毛主席意见不和，故意选掉了毛主席的前委书记，后来朱老总写信请毛主席复出，毛主席给朱老总的回信写道：“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做不到，(党指挥枪)路线问题不解决，我绝不回来。”也正是因为这一坚持才有了我们党今天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建军思想“党指挥枪”。石可破，而不可夺其坚;丹可磨，而不可夺其赤。对照党史之明镜，是否可以看到一个意志坚定，志向远大，胸怀天下，一心为了黎明百姓的英雄形象?
(三)党史是宗旨意识之源泉
一部党史就是一部为人民服务的历史。明末清初有一位思想家曾说：“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我们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概念形成很早，但是真正提出来是1944年在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的追悼会上。从此以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刻在政府门前，也刻在党员干部心里。在后来的革命、建设、改革中实践和运用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自信。阅读党的历史，对比几千年来的封建历史，“人本”思想自古以来就有，但有的是“以人民为资本”，比如蜀汉昭烈皇帝刘备——能取得短暂的胜利;而我们党是“以人民为根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党保持持久生命力的源泉，是被历史证明的正确而伟大的理论和实践。在党的历史中我们曾多次回答党的“宗旨意识”问题。1945年，毛主席在延安接见民主人士黄炎培的时候，黄炎培曾问毛主席：“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引用自《左传》)，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历史兴亡周期律)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那么这条路找到了吗?毛主席当时很肯定的回答他“找到了”。毛主席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二、怎样学党史
我不是历史专业的，也没有专业的历史知识，但是我热爱历史，尤其爱读党史。所以，我想浅谈一下学党史的体会。
(一)多体裁学习大多数人对党史的学习和了解可能至今仍然只停留在中学或者大学时代的历史教科书。学习党史的体裁很多：党史专题研究系列理论水平较高，回忆录、纪录片系列真实性较好，人物传记、电影电视系列感情丰富，红色旅游切身体会深刻……多体裁学习能提升学习党史的趣味性，避免单调枯燥而不能长期坚持。
(二)认真审视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客观评价。在党的历史中，我们曾遭受过“左倾路线”“右倾路线”“机会主义”“冒险主义”“逃跑主义”等各种各样的挫折，有的甚至给我们党造成过严重损失，但是这些挫折看上去是包袱，实际是经验和财富，对我们党的快速成长有重要意义，至今时刻警醒着我们。
(三)深层次挖掘成功的历史背后一定有许多隐藏的规律，这些规律需要深度挖掘才能呈现出来。在观看电视剧《粟裕大将》的时候，我曾写过几句观后感：在时代大势，社会进程面前，个人能力固然重要，但更要顺势而为。仔细对比国共双方高级将领，他们或为同学，或为校友，其个人才能或许并无多大区别，但其精神和气质完全不同，这背后反应的是两者的依靠不同，是理想和信念不同，理想和信念反过来造就了外在的精神和气质。
(四)与实际相结合党史凝聚了革命先辈的智慧，他们的革命精神、斗争哲学，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是经过实践磨练出来的。如“担架上的谋略”对团结、统战工作极具指导意义，“三湾改编”对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极具指导意义。单纯的为了学习党史而学习党史，只会增加学习的负担和枯燥。我们讲究“知行合一”，将所学所悟点点滴滴运用到日常工作中，提升工作能力，提升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这是对党史的最好赞美。
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万事之生也，异趣而同归，古今一也。让我们重温党史，敬畏党史，歌颂党史，赞美党史，从党史中学习智慧，寻得初心，用党史光辉照亮青春成长之路。
建党一百年党史党课篇7
大家好!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转瞬之间，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100年的风风雨雨。在党的__岁生日之际，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情，除了感慨，更多的是感激。
在这激情万丈的日子里，我脑海里的记忆大门，正缓缓向我打开。悠悠长夜下终于亮起了一颗耀眼的启明星，它照亮了黎明前的黑暗，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在那灾难深重，血雨腥风的漫漫长夜，是“七一”的晨曦拨开华夏大地重重迷雾，激励着华夏儿女，为了民族的自由独立，抛头颅洒热血，将共产主义信念的火种撒向大地，把理想的火炬照亮强国之路，万里河山因此而挺拔俊秀，雄浑壮丽;历史的长河因此而波澜壮阔，豪情万丈。在战争年代里的每一天，都会为每时每刻发生在战士身上的故事传说传说感动着。董存瑞黄继光张思德刘胡兰每个熟悉的名字都让我们难以忘怀，都给我们留下了感人肺腑的故事传说传说。为了中国人民的事业，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他们无怨无悔地奋勇向前。我以我们的祖国有这样的英雄而感到骄傲，我以生在这样英雄的国度而自豪。
和平年代里的雷锋留给我们做人的真言：“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他对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火热。“雷锋精神”鼓舞着几辈人，教育了几代人。
强国之路在探索的脚步声中不断延伸，富强的梦想一天天实现。申奥申博成功加入世贸……中华大地喜事连连，照亮了华夏儿女的爱国之心。
红旗飘飘，党旗猎猎，祖国欣欣向荣，经济蓬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国际地位空前居高，中国人民正满怀喜悦和希望朝着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迈进。100年的光辉历程，走出了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中国共产党是时代的中流砥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用历史验证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程，我们要铭记党，拥护党，所谓党民一心，对党就像对我们的亲人。
谢谢大家!